《星巖集注》（正文首頁），1928年蘇州上藝齋印製

　　小倉正恆（1875—1961），日本著名實業家、企業家與政治家。1897年於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長期供職於實業界，曾任日本住友商事株式會社總理事。上個世紀20年代，還未躋身日本政壇的小倉正恆，頗好漢學與漢詩，對江戶時期著名漢詩人，被譽為“日本的李白”之梁川星巖（1789—1858），頗為崇仰。可惜的是，梁川星巖的詩作，歷來以《星巖集》流傳，一直沒有校注之後較為精審的刊本。於是，小倉決定自行出資校印這樣一部“總集”，完成自己多年的夙願。

《蘇浙遊記》（正文首頁），1929年蘇州上藝齋印製

王一亭為小倉正恆繪《蘇杭攬勝》，《蘇浙遊記》（附印）

　　1927年“孟夏”至“季冬”，即當年5月至次年初，小倉將《星巖集注》底稿分卷校印，陸續交付中國“申江”（即上海黃浦江兩岸地區）的一家書社印製發行。殊不知，這一家書社雖在上海設有門店，可書籍印製之處卻是設在蘇州。在耗費了近一年時間的刻板印製工序之後，1928年夏，是書終於印成，印製裝幀效果俱佳。1929年春，又再版重印了一次。 

　　試想，這樣一部“日本的李白”的詩文總集，為什麼不在日本國內印製呢？小倉自有其道理。1915年即已有過首度中國之行，當時年僅40歲的小倉，對中國文化與古典傳統頗為熟悉，儼然是一位“中國通”了。對於中國古籍的木刻印製技藝，小倉應當有過一定研究——只有認定在中國印製書籍的“性價比”比日本國內更優，才會遠涉重洋，要將《星巖集注》轉往中國印製了。 

　　在中國印製高品質漢文書籍，是當時日本人士的一種風尚，小倉正恆是這一風尚的追隨者與推動者之一。當時日本人士大多選擇在中國上海印製書籍，概因上海地區經濟發達、交通便利，印刷工業與出版行業也屬中國國內最為集中與最具規模的地區。 

　　《星巖集注》再版重印之際，亦是小倉再度訪華之時。1929年4月11日，已年過半百的小倉自大阪出神戶，乘長崎丸輪船，啟程赴上海。一方面是商業經濟方面的各種考察與洽談，另一方面小倉還計劃遊歷蘇浙各地，遍覽江南名勝。 

　　4月21日，小倉決意赴蘇州遊覽。俗話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4天前已經遊覽過杭州的小倉，自然對蘇州之旅充滿期待。 

　　小倉游了拙政園，在園中“環行一周而出”，他專程去了臨頓路上藝齋。原來，此處即為《星巖集注》一書的製版刻印處。在此處，小倉“觀木版之鐫刻，及手刷工作”，興致盎然。考察之餘，小倉感慨稱“昔在中國，以蘇州長沙等處為最盛，固因文人薈萃而然。自活版印刷流行後，此業寢衰矣。” 

　　值得注意的是，位於蘇州臨頓路的上藝齋之名，並未出現在《星巖集注》的牌記頁或版權頁上。書中只在首頁背面左下側處印有“昭和二年丁卯孟夏開雕於申江”字樣，除此之外再未有任何標示，讀者根本無從獲知“上藝齋”之名，更無從知曉此書乃為在蘇州的上藝齋印製。這種情況的出現，可能有兩種原因。一是此書乃是“申江”某出版商轉托上藝齋印製，不願彰顯上藝齋之名；二是上藝齋在“申江”某處設有代理業務處，因某種原因亦不願彰顯本名。總之，上藝齋之名，藉小倉的蘇州之旅得以傳揚，也讓這一處尚未見載於中國近代出版史的印書工坊，留下了自己獨特的歷史印跡。 

　　令小倉頗感意外的是，當天的午餐，竟然就是在獅子林中享用的。原來，蘇州電話局長趙守恆等，為招待小倉一行，“特張盛宴於其中之藕花廳”。午宴時分，時年已77歲的吳蔭培（1851—1930）特來作陪，“把酒歡談，娓娓不倦”，且即席賦詩以贈。 

　　吳蔭培，字樹百，號穎芝，雲庵，江蘇蘇州府吳縣人。清光緒十六年（1890）庚寅科探花，與張一麟、費樹蔚、李根源齊名，喜交藝友，或論詩文，或作書畫，又與徐郙、陸潤庠，葉昌熾、陸增祥等名士時有往來。曾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自費赴日考察。回國後，創辦女子師範幼稚園、水利農林講習所。由兩江總督端方轉奏，清廷採納，次第施行。而後，曾經外任貴州，作鎮遠府知府官。後歷任廉州府、潮州府等。辛亥革命後返鄉，設修志局於滄浪亭，出任《吳縣志》總纂。吳氏在蘇州興學修志，文名卓著，頗受時人稱道，堪稱一代名士宿儒。 

　　4月24日，小倉將結束蘇浙一帶的旅程，從上海搭乘“神丸號”輪船，赴青島、天津、大連等地公幹。屬於小倉的中國江南之旅已然圓滿，旅程十日、抒寫不斷的《蘇浙遊記》也已經完結，無需再添筆潤色了。 

　　小倉仍鄭重其事地將這十天旅程中的所見所感，記錄匯輯，編成一部《蘇浙遊記》，仍然選擇《星巖集注》的承印者——蘇州臨頓路的上藝齋予以印製；且製版刻字又比《星巖集注》更進一步，選擇了手寫軟體字上版，更見精雅美觀。 

　　是書1929年12月印製完畢，初版發行；次年1月又再版。因此書與《星巖集注》相似，實為小倉私印的“非賣品”，並不公開銷售，純粹用於友朋贈閱——這樣的“自費書”還要再版，足見小倉的“人緣”不錯，財力亦充沛。 

　　《蘇浙遊記》一書，實為中日文兩種文字合印而成。是書前半部分為中文，乃是刻版古法印製；後半部分則為日文，卻是採用活字鉛印而成，兩相比照，既可謂兩國文字之“合璧”，又可謂古今兩種印書技藝之“合體”，在90年前實屬頗見新意的出版物。可以說，這樣的印製手法，即便如今也不多見，實可作為近代出版物研究的又一“特例”來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