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於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的清世宗雍正帝，名胤稹，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於1723年登基，在位十三年，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735年10月8日)故世，享年58歲，葬於清西陵(今河北易縣)，陵絲名泰陵。

清雍正 粉青釉貼花雙龍盤口尊

雍正皂帝是一位複雜而矛盾的歷史人物，雖然在位只有短短的十三年，關於他的評價，在正史與野史裡，往往呈現出非常極端的描述。正面的評論，說他勇於革新、勤於政事、澄清吏治、穩定統治、國庫充盈，是「康乾盛世」的主要奠基人；反面的評論，則說他性情殘暴，喜怒無常、迷信神仙、剛愎自用，是個虛偽而寡情薄義的暴君。但是雍正帝在藝術方面的品味和成就，卻得到了後世的一致讚賞。雍正官窯瓷器被譽為是藝術與技術完美結合的傑作，歷來受到收藏家們的熱烈追求，也是拍賣會上最受矚目的品類之一。本文試從雍止帝生活起居與性情愛好等方面來探討所謂的雍正藝術風格的形成與呈現。

文雅精細——雍正瓷

藝術風格的概括

雍正官窯瓷器向來以精細的品質與優雅的紋飾風格著稱於世，在剛猛雄健的康熙瓷與瑰麗繁富的乾隆瓷之間，它總是顯得造型優雅、玲瓏秀美、繪染細膩、賦彩清麗，富有一種恬淡寧靜之美。隨著近來《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的全面公佈，使得我們能從大最詳細記載的作品中，逐個仔細剖析維正帝對造辦處承造器物的具體要求和審美標準。

養心殿造辦處始創於康熙初年，聚集了全國精選出來的最好的匠師，選用最好的物料，專門負責為內府製作各式器物。由於是皇帝身邊的作坊，所以皇帝自然對器物的設計與製作有著非常具體的主導性要求和意見，並一一仔細地登記在《活計檔》的流水帳中，這些記錄生動而鮮明地體現出皇帝本人的性格愛好、藝術品味與審美標準。有學者專門梳理出雍正年間《活計檔》中的製作記錄，再與傳世的器物作仔細比對，從而總結出「文雅精細」的整體藝術風格。

清雍正 御制掐絲琺琅雙鶴香爐 （一對）

《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雍正五年《記事錄》：「朕從前著做過的活計等項，爾等都該存留式樣，若不存留式樣，恐其日後再做，便不得其原樣。朕看從前造辦處所造的活計好的雖少，還是內廷恭造式樣。近來雖甚巧妙，大有外造之氣。爾等再做時，不要失其內廷恭造之式。」

《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雍正六年二月十七目《琺琅作》：「爾等近來燒造琺琅器皿花樣粗俗，材料亦不好，再燒造實物要精心細緻，其花樣著賀金昆畫。」

《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雍正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記事錄》：「郎中海望奉旨：爾將各樣款式水盛，或腰圓形、半璧形酌量做術樣幾件，或黃釉，或霽紅釉務要精細，每樣燒幾件。」

《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雍正十年閏月二十七日《流水檔記事錄》：「著年希堯做些香幾及小炕案；香幾胎骨要輕妙，款式要文雅；小炕案胎骨要醇厚，款式亦要文雅。」 從這些隨手拈來的檔案記錄裡，可以看出雍正帝不但對器物製作的整體藝術效果和風格極其重視，要求符合「內廷恭造之式」，更反覆強調「精細」「文雅」的原則，有時甚至親自關心到每一件器物具體的樣式與顏色。試想，造辦處所承造的內府各種物品何止千萬，而雍正帝這種對區區用具器物的講究用心與認真執著，實在是遠遠超出了一個統治萬民的帝王所應該孜孜不倦的範圍。深究其原因，無非是源自雍正帝本人對於藝術與美的認知與熱愛。

恬澹悅心——徜徉在 皇家園林中的文人情懷

雍正帝個人對於美的理解與追求，成為了此時宮廷器物的主要製作與審美標準。他的這種獨特而強烈的藝術品味，應該是從青少年時期的生活與教育環境中培養形成的。

雍正帝胤稹，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受封為貝勒，四十八年(1709年)受封為雍親王，康熙六十一年(1723年)才登基為皇帝，此時他已經45歲。大清朝雖是滿族政權，但康熙帝特別重視皇子們從小的儒家思想教育，「如《四書》《易經》《書經》《禮記》具已誦習」。故在幼年時，雍正帝就已經接受了非常嚴格的漢人傳統教育，這種優良的正統教育基礎，是形成雍正帝日後的思想情操的重要組成部分。

雍正帝的前半生可以說是在殘酷的皇位爭奪戰中度過。他之所以能夠最終脫穎而出，與他的冷靜縝密的心機很有關係。康熙晚年，諸皇子之間的儲位鬥爭已經進入了白熱化階段，對皇太子允初乃兩次的廢立，已使康熙帝焦頭爛額，失望不已；然而此時的皇四子胤稹，卻有意遠離鬥爭，對帝王之位的嚮往深藏不露，躲在北京城西北郊康熙帝賞賜給他的圓明園中讀書，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位「雖身處繁華，而寤寐之中自覺清遠閒曠，超然塵俗之外」的富貴閒人。製作於此時的《雍親王朗吟閣圖像》軸，就是年輕的皇四子沉浸在仙境般的圓明園中的真實寫照，畫中幽靜的亭廊、茂滋的樹木、閒適的仙鶴、安詳的麇鹿，乃至身後兩個肅穆的伺童，都烘托出窗後的主人安然自在的神態。

雍親王題書堂深居圖屏

《悅心集》也是一本反映雍正帝在這個時期的生活狀態的產物。有感深處在儲位爭奪的漩渦中心，雍正卻刻意把圓明園經營得「如佛地，同仙島」，並在此「閱六經，禮三寶，任春秋，隨晚早，不拘束，無煩惱，奉天時，養吾老」，他採集摘錄了很多高賢雅士、文人墨客的絕妙佳句，藉以抒發和寄寓他的心情與精神追求。從雍正十二年(1734年)刊刻成書的《悅心集》中可以看出，有關歸隱逍遙、寄情山水、優遊花間的名篇佳作，佔到了全書總數的51％之多，包括白居易的《池上篇》、僧明本的《幽居自適》、羅大經的《山居述事》、邵雍的《思山吟》等。這些文章中所推崇和追求的中國傳統文人思想境界、生活態度與審美意趣，在雍正帝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在Ⅸ山居自怡》詩中寫道：「生平耽靜僻，每愛住深山。百卉從榮謝，雙丸任往還。朝廷容懶慢，天地許清閒。睡起三竿日，仙蹤似可攀。」這種發自內心的對閒適與幽靜的嚮往與喜愛，是一種潛移默化的積累，對他日後的藝術品位的修養與藝術形式的偏好有著重要的影響。

《雍正皇帝行樂圖》局部

由宮廷畫家精心繪製的多種《雍正皇帝行樂圖》，更是《悅心集》中推崇的理想追求的具體呈現。在富有詩情畫意的景色中，雍正帝清流濯足、看雲觀山、觀花聽鸝、沿湖漫步、水畔閒坐、岸邊獨酌、臨窗賞荷、停舟待月、乘槎升仙、園中折桂、采菊東籬、披風松下、松澗鼓琴、書齋寫經、圍爐觀書、寒江垂釣。畫中的雍正帝仿如一個隱士，或處身華麗的宮廷居室中，或徘徊幽深的山澗草木中，皆衣著普通、踽踽獨行，根本沒有前呼後擁、權臣圍繞的帝王排場，完全沉緬在自己的理想世界中，凸現出一種中國傳統文人獨有的精神上的孤傲與卓然獨立的氣質。這些行樂圖大多沒有裝裱，可能很少張掛出來，完傘是用於雍正帝本人的自娛自樂，所以更能直接體現出主人公最私密的意識思想與理想追求。在《書齋寫經》與《圍爐觀書》兩幅畫中，背景是華麗的齋室，陳列著各式古鼎彝器、珍瓷寶玩、寧畫手卷與小松舷景，這些精心繪寫的背景器物也暗示了主人卓越不凡的豈術品位與清麗高雅的審美情趣。另有一張《清流濯足》，雍正帝身著漁夫裝，閒適地一一人垂釣，兩隻腳自然隨意地勾結在一起，生動而有趣，這與北京私人珍藏的一件五彩碗(見上頁右下圖)上的紋樣如出一轍，碗上的漁夫也是悠然自得的神態，兩隻腳的畫法與行樂圖巾的雍正帝一樣，蔚然成趣。

涵養—心—共冶—爐的修持

除了從小就熟讀漢人的儒家經典外，雍正帝也喜讀釋典，一生好談佛法，自比「釋主」，為皇子時就在王府內舉行法會，修煉禪定和密宗佛法，曾經得到過禪定大師迦陵性音、弘素和章嘉二世的指點，佛學的修為很深。《嘯亭雜錄》中說：「(雍正帝)善禪機。憲皇舊邸與柏林寺相近，故上同迦陵上人朝夕談禪，頗通釋理。」在《雍正皇帝行樂圖》中就有。開描繪雍正帝身著喇嘛衣帽，在洞石後端坐唸經修持的形象。除佛教外，雍正帝也是清朝諸帝中崇奉道教最為突出的一個，敞宮珍藏另有一幅《胤稹道裝雙圓一氣圖像》軸，描繪的就是身著道裝的雍正帝與道士煉丹的場面。清官檔案中也有很多雍正帝參與道教活動的記載，他甚至招道士人宮，在圓明園建爐煉丹，並親自服用丹藥，以致有史學家推測雍正帝的暴卒正是與過量服食丹藥有關。有關佛教與道教的紋樣圖案的瓷器也在此時非常流行，如這對典型的雍正官窯淺碗，蓮花托著梵文真言，可能用於宗教儀式或賞賜高僧。

雍正帝御寶白玉九螭鈕方璽

「孔門之春風沂水，仙家之吸露饗霞，如來之慧雨香花，以及先儒之霽風光月、天根月窟。其理同，其旨趣何弗同也?」(雍正《悅心集序》)雍正帝的這種洞察，正是對儒、釋、道三家「涵養一心」的參悟，可見他的修為到了很高的境界，而心性的修持也充分反映在他的寧靜、恬淡上的性情上。認真執著的修行，自然需要一處安詳寧靜的修行場所，所以雍正帝對於起居廳堂居室的要求自然非常高，甚至延伸到室內的陳設器物，也必須符合整體的特點，而享負盛名的雍正窯單色釉瓷器，即完全體現出這種純粹、高雅、修潔與寧靜的內斂之美，這正是雍正帝這種卓越的宙姜意趣和追求下的產物

祥瑞符應——祥花瑞草中的盛世

從殘酷的帝位爭鬥中脫穎而出，最終坐上了這個寶座，雍正帝可算是歷經了無數的腥風血雨，而在即位之初，朝野就流傳著各種關於那場驚心動魄的宮闈之變的傳說，所以雍正帝迫切地需要向天下臣民證叫他得位的正統性。而向子民們昭示的最佳方式，就是報道各地發現的祥瑞符應，以證明他的帝位是得自上天祖宗皇考的保佑，是王道賢明、盛世來臨的徵兆。於是乎，來自各地方大臣呈報的各種奇異的靈異現象像雪片般飛往皇宮，嘉禾瑞谷、珍禽靈獸、黃河澄清、天降甘露等等，接踵而來的呈報都得到了雍正帝親自用心的硃砂批諭，而這些祥瑞的事物自然成為了很多宮廷器物上的主題紋飾。

靈芝，就是雍正瓷器上最常見的祥瑞物之一。據《孝經·援神契》載：「王者，德至草木則芝草生。」《瑞應圖》日：「芝英者，王者有道則生。」它的出現，象徵了天應人願、君主賢明、德政仁行的盛世，故一直得到朝廷上下的重視。

清雍正 御制黃楊木雕「靈芝」如意

雍正六年(1728年)十月二十二日，有大臣奏報，在清聖祖康熙皇帝的寢陵——景陵寶城生五色瑞芝五本；雍正七年(1729年)，景陵聖德神功碑勒石告成，十月初五日，領伺衛內人臣尚崇虞奏報，景陵碑亭儀樹之右又生靈芝一本；雍正十年(1732年)九月初四日，清軍進攻准格爾的光顯寺之戰大獲勝利，馬蘭鎮中軍游擊閆英稟報景陵後昌瑞山再產靈芝九本。這些報道傳到雍正帝那裡，得到了他格外的重視與仔細的批奏，成為他向世人昭示賢明威武、上蒼感應、先祖庇佑的直接證據。如此一來，靈芝自然成為雍正朝宮廷藝術作品上最熱衷的創作題材之一，甚至連時值22歲的皇四子弘歷，也在「雍正十年十月十七日，敬觀景陵寶城山上所產石芝一本，彩芝四本，忻茲上瑞，恭繪為圖」，可見一斑。北京私人珍藏的一件繪工精美的斗彩碗，其高雅的紋樣就是以靈芝為主，顯示出清麗祥瑞的宮廷風格。

慕古思幽——鍥而不捨的 復古精神

英國維多利亞博物館與大衛德基金會分別珍藏著一個異常珍貴的手卷，那就是雍正年間宮廷畫師精心繪製的《古玩圖》，上面是雍正帝珍藏的無數上古青銅彝器和前朝寶器珍玩，儼然一幅栩栩如生的珍藏品圖鑒，真實地說明了雍正帝對古物的傾心與愛慕。仿古，是康雍乾三代藝術作品中最重要和最傑出的藝術成就之一，無論是在材質上、造型上還是風格上，三代的匠師們皆傾盡全力仿造，諸如銅器、漆器、瓷器等等，皆達到了形神皆妙的地步，但是若論深層的藝術內涵與美學意趣的表達，則非雍正瓷莫屬，真正達到了藝術與技術的完美結合。唐英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完成的《陶成紀事碑》中記錄了仿古創新的釉色品種達到57種之多，可見盛況空前。宋代五大名窯與明三代永宣成的器物，成為此時仿製的主要對象，而論藝術成就最高者，個人認為應該是雍正窯仿成化瓷。兩位皇帝在藝術欣賞水平和審美意趣偏好上，有著驚人的相似。成化瓷以精美的品質和天真率意的稚趣聞名於世，它的簡單而優雅的美學意識，在雍正瓷上得到了更深一步的詮釋與表達，兩者在玲瓏秀美、優雅迷人的藝術氣質上不相上下，但雍正瓷則更注重「內廷恭造」的形式，富有一種成熟端莊的宮廷藝術美。

青花纏枝花卉紋宮碗是成化窯的代表性傑作之一，曼妙而優雅的花卉紋，在雍正的版本上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精緻的釉水與淡雅的髮色依舊，與成化器幾乎難分難解，但是枝葉的放置顯得更講究，從容而富有韻律感。這就是雍正瓷器的特點，在刻意仿古的前提下，仍然巧妙地保持了本朝的宮廷藝術特色，但整體藝術風貌仍然是高度的和諧，在極其細緻的線條與裝飾手法上，利用卓越的窯燒技術營造了一種獨有而微妙的、耐人尋味的「雍正味道」。

結論

雍正帝從小就接受了嚴謹完善的傳統教育，他的青壯年時期是在景色優美的圓明園中度過的，他在此讀書、遊玩、談佛、修禪，薰養出了性好恬靜、閒適的思想與性情，這種充滿了中國傳統文人思想境界與追求的心性，使雍正帝在指導和監督宮廷藝術品時，呈現出一種精細文雅、玲瓏秀美的藝術特質，也成為此時藝術創作的主要風格導向與審美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