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唐代就開始從福建泉州、廣州沿海港口出口瓷器，經過宋元明清形成了瓷器的「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是連接亞洲、歐洲和非洲三個大陸的一條文明大動脈，是東西方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交流的橋樑，是世界文化發展的主軸。在它兩端，產生了促進人類文明發展和科技進步的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這條大動脈中，分別產生了中國、印度、希臘、埃及等古代文明。
廣西北海市(一縣三區)至少有30多個瓷器古窯址。上至漢下至清，時間跨度兩千年。而現在列為文物保護單位的古窯址只有9個，其中有上窯、下窯、東窯、西窯、大窯、英羅窯、草鞋村窯、紅坎窯、豹狸窯等。有漢、唐、宋、元、明、清等年代的窯址。其中下窯列為省(區)級文物保護單位，其餘為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有一批如中窯、晚姑娘窯、嶺底缸瓦窯、常樂缸瓦窯等新窯址，是近幾年發現的。 北海的古窯址，大多位於沿海邊沿或江河邊沿，水上運輸方便，瓷土、燃料和釉料都較豐富。不同年代古窯址生產的陶瓷器，除國內銷售外，也有一部分通過「海上絲瓷之路」銷往東南亞等地區。北海古窯生產的陶瓷器，已成為北海與國外經濟交流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

 陶瓷是較重和易碎的商品，陸路運輸時間久、運費高，而水路運輸比陸路運輸較安全，費用也便宜。所以，絲瓷之路逐漸由陸路轉入海路，而且日益興盛。北海地區離東南亞國家較近，在合浦，又設有對外貿易的合浦關。所以，上文提到馬來西亞柔佛州等地出土的印紋陶片，很有可能是北海地區古時候，通過南海「海上絲瓷之路」傳輸過去的。 合浦史學家周家干先生在《揭開合浦乾體古港面紗》一文說：「在蘇門答臘、爪哇和婆羅洲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中國漢代陶器，所有這些出土印紋陶瓷，與合浦漢墓出土的陶瓷的造型、花紋、彩釉是一樣的。這即證實了漢代合浦與東南亞交通貿易的史實。」這一論點，又進一步證明，北海古窯址在秦漢時期，很有可能有印紋陶瓷通過海上絲瓷之路，輸往馬來西亞、爪哇等東南亞國家。

一、隋唐古窯址與海上陶瓷之路

隋唐時期的古窯址，目前只發現3處，即英羅窯群遺址、晚姑娘窯址、鹽灶窯址。

英羅窯群遺址：  位於山口鎮英羅村東南約一公里處。據合浦縣博物館普查資料載，該窯在英羅水庫嶺腳下，南面以前是海，後來海岸線南移約1公里。據說，以前那裡有72條窯，東起英羅聖堂，西至石頭埠，中間連著後來建的英羅水庫大壩。窯群還伸入水庫150米。窯群在英羅水庫周圍最密集，既有饅頭窯，也有龍窯，表土的陶瓷碎片約有2公里。陶瓷片多施青黃釉或黑釉，無紋飾。廣西文物隊以前鑒定為唐窯，窯址上也有宋代器物。廣西容縣也有與英羅窯相似的窯址。在英羅水庫大壩南北兩側，從北面的瓷片帶到南面的廢窯包，約有近千米。在大壩西南角，尚有兩個饅頭狀廢品窯包，窯包內徑約3米多，存有大量燒壞的瓷碗。這些廢品瓷碗，火候未超過1,100℃，硬度不高，吸水性強，胎質粗松。在窯群周圍，散落很多唐代的碗、砵、煲、罐、筷子籠等一類日用生活用瓷的殘器或碎片。近窯包處有較厚的廢品堆積層。我曾兩次到此，採集到一部分陶瓷標本：

碗：有大口碗、小口碗和淺口碗等幾種。碗足，有餅形足和璧形足兩種。

餅形足分兩式：一是實心餅足，足徑7.5公分，大而平，胎質灰白色，較粗松，碗內施乳濁釉，碗外施釉不到底，碗底無釉，呈灰紅色。二是平足底劃有一圈螺旋劃紋，碗內施豆青釉，釉色滋潤肥厚，胎體厚重，灰白色，有些火候高胎質堅硬，有些火候較低胎質粗松。

璧形足碗也分兩式：一是口徑15公分，足徑6.3公分。另一式是口徑18公分，足徑8.6公分。均圓口斜直腹，璧形足。碗內施青黃色釉，灰白胎，碗外施釉不到底，釉色滋潤肥厚。

罐：有四耳罐，也有六耳罐。造型豐滿渾圓，圓口直頸，六耳雙繩系。有些火候高，有些火候低，胎質堅硬、粗松均有。有的施黑釉，胎色淺紅；有的施青黃色釉，胎質灰白色。釉有垂流現象。有的罐內施青黃色釉，釉色滋潤肥厚，器外無釉。器壁最厚處約2公分，較薄處約1公分。 英羅窯群是一處較大的唐代窯址，有可能延燒至宋，因在窯群中發現有龍窯和宋代瓷片。其生產日用陶瓷的數量及器型都較多，質量也較好。窯址以前靠近英羅港，運輸方便。英羅窯群衰落的原因，有可能是因海岸線南移，後來運輸不便，或者是以後因戰亂、因管理不善等原因所致。

晚姑娘窯址：位於南康鎮晚姑娘村東南方，在南康江西面，西背矮坡，坡上有豐富的陶土。只發現一個窯包。地上瓷器殘片比較多。從瓷片看，有大口碗、四耳罐一類的日用器皿。器壁較厚重，有些胎質粗松，釉色黃綠，較肥厚潤澤，多有開片。罐、碗等器物，外部均施釉不到底。器物和英羅窯相似。在該窯採集的陶瓷標本有：

大碗：扁圓、闊口、平底，碗足有些呈餅形，有些無圈足。碗口直徑約14公分，碗高4.5公分。碗底多有似如「6」字劃痕，碗內底均有四五個墊燒痕。

四耳罐：橢圓形，侈口，肩有四扁橋耳，器形與英羅窯相似。

煲窯嶺窯址：位於營盤鎮婆圍鹽灶大隊煲窯嶺，約於20世紀60年代初，由廣東文物工作隊發現的，在欽州市檔案館欽州地區文教卷有記載。該窯生產的日用陶瓷與英羅窯、晚姑娘窯相似。該窯在南康江之西，近出海口處，距北面的晚姑娘窯約有3公里，水上運輸方便。 隋唐時期，北海上述三窯燒造的陶瓷器，很有可能沿著「海上絲瓷之路」銷往東南亞、南亞、非洲等地。理由是：

 1、《合浦縣志》、《簡明廣東史》等書，均記載唐宋時期有陶瓷出口。 據《合浦縣志》載：「遠在漢代，合浦便有陶瓷生產。唐、宋時期，合浦便有陶瓷生產出口。」又據《簡明廣東史》載：唐代「出口商品以瓷器、絲綢和鐵器為主，阿拉伯商人很讚賞中國的瓷碗。」

 2、文獻有記載，唐代合浦有商船開往天竺(印度)等地，北海古陶瓷很有可能隨船而往。史念海著的《唐代歷史地理研究》一書，曾有佛教徒從合浦乘船到印度的記述。史念海引述義淨著的《大唐求法高僧傳》卷下說，唐代當時西行求法的高僧凡六十人。而經過獅子國(僧訶羅國)的則有明遠、窺沖、義朗、慧琰、大乘燈、僧哲、無行諸人。明遠、窺沖由交州首途，無行則由合浦起程，其餘皆由廣州出海。他又引用《釋慧日傳》說：「遂誓游西域，始者泛舶渡海，自經三載，東南海中諸國，崑崙、佛逝、獅子洲等經過略遍，乃達天竺(印度)」。陳炎教授寫的《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和貢獻》一文也指出：「唐代的南海航線……這條航路把中國同東南亞、南亞和西亞這三個地區連接在一起」。以前的航船，大多都是人貨混裝的，北海地區唐代窯址燒造的陶瓷器，很有可能隨著航船銷往南亞、非洲和歐洲等諸國。

 3、古陶瓷專家曾考證，唐後期中國青瓷大量出口北非、中東、歐洲及東南亞等地，而北海唐代生產的青瓷與國外部分地區出土的唐代青瓷也很相似。 我國著名古陶瓷專家李知宴，在《中國古代陶瓷的對外傳播》一文載：「在馬來西亞柔佛流域的古代文化遺址，韓槐准(南洋考古學家)先生在考察中得到唐代青瓷碎片……韓先生還在印度尼西亞婆羅洲、文萊蘇丹國等地發現黑瓷雙耳尊和青釉雙耳尊一件，在彭亨也發現唐代青瓷四耳罐等作品」。該文還說：「南亞地區出土唐代瓷器最多的國家是印度洋上的島國斯里蘭卡……這是唐朝航船進入波斯的必經水道……是中國航船上貨的中轉站。這裡留下的中國古代文物特別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唐代陶瓷」。該文還指出：「唐朝與西亞和阿拉伯半島的伊朗、伊拉克、阿曼、敘利亞、土耳其，非洲北部的埃及等國家經濟貿易人員往來很密切……中國陶瓷輸入波斯的數量很可觀。」在伊朗的席拉夫這個古代港口，1965年以來，在多次調查和考古發掘中，還「發現了大量的中國陶瓷碎片」。李知宴在該文中還提到唐朝青瓷在北非、中東和歐洲的傳播：「中國瓷器，尤其是青瓷，在唐朝後期，即九世紀中葉後大量出口到北非、中東和歐洲等地。」上文提到的黑瓷和青釉雙耳尊、青瓷四耳罐等陶瓷，與北海英羅窯等窯址生產的陶瓷很相似。

 4、合浦港有地理位置優勢及設有海關等有利條件，陶瓷出口沿著海上絲瓷之路進行貿易可能性較大。首先，陶瓷從合浦港沿著海上絲瓷之路出口，具有航程短、運費低等地緣優勢，合浦港是嶺南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水路交通，比廣州、泉州等大港口通往東南亞、非洲及歐洲的航程都短，商人是不會捨近求遠的。其次，漢唐時期設合浦關，便利於做外貿生意。合浦關代表國家接待進出的中外使節，管理通過的商旅，徵收貨物的關稅。再次，唐代時期，國力強盛，朝廷鼓勵外商來中國貿易。所以，唐代北海地區的陶瓷出口，沿著南海「海上絲瓷之路」進行商品貿易，可能性也較大。

 5、瓷窯生產規模大，只有外銷才有出路。據《合浦縣志》載：「唐貞觀八年(634年)置廉州，州境相當合浦、北海等地域。關寶元年(742年)廉州人口為13,029人。」從英羅窯、晚姑娘窯及鹽灶窯來看，其生產規模較大，年生產陶瓷約有幾十萬件，當時廉州人口不多，當地解決不了銷售問題，只有靠外銷，才能消化得了生產出來的陶瓷產品。 此外，當時合浦口岸，不但出口本地生產的陶瓷，遠在南朝時，已出口南流江、北流河等上游地區生產的陶瓷了。據《廣西外貿志》載：「南朝時，我國商業繁榮，海外貿易比較發達，廣州已成為對外貿易的大商埠。合浦是東南亞各國朝貢的通道。籐縣古龍鄉中隆村生產的古陶器經北流河、南流江輸合浦出口。」
二、宋元古窯址與海上絲瓷之路

宋元時期，北海的陶瓷業步入了興盛期，不但窯口多，規模大，燒造技術、製作工藝以及產品質量均比以前進步。宋元時期，北海現已發現的窯址有：下窯、中窯、上窯、東窯、西窯、常樂缸瓦窯、黃麗窩缸瓦窯、紅坎窯等等。

下窯：  位於福成鎮下窯村，故名。窯群在古河道福成江(又稱新圩江)西岸，西靠下窯村，南北長約300米，東西寬約100米。據合浦縣文物調查，該窯群在江岸排列有12個窯包，每個窯包相距三、五十米。現在較為明顯看出的窯包有5至8個。窯群大多為籐蔓、草木所覆蓋。在窯包周圍，瓷片比比皆是，廢品堆積層較厚。燒造的陶瓷有罐、盆、甕、碗、壺、擂盆等日用生活陶瓷。廢品堆還有墊餅，匣碎、石捶、窯磚等窯具。瓷片有青、黃、灰、綠等釉色。有些青瓷片釉色較好，呈黃色或青黃色，釉色滋潤、火候較高、胎體堅硬。有些釉層較肥厚，有開片。

中窯：  位於福成鎮中窯村東北約200米處。在古河道福成江西岸，距南面下窯約2公里，距上窯約4公里。1988年12月，我與桂林市古陶瓷專家李鏵到中窯村考察，首次發現該窯。因它在中窯村旁，與上下窯相對應，故名中窯。窯址附近多產陶土，廢品堆積層較厚。見有龍窯和饅頭窯的殘跡。曾燒造過盆、碗、壺、碎、甕、煲、擂盆、豬槽等日用陶瓷，也有骨缸等宗教用瓷，還發現有大缸、牛頭煲等大件和明代城磚等建築陶瓷。瓷片多灰白胎，施青黃釉，牛頭煲施黑釉。大多瓷片火候較高，胎質堅硬。有些器物壁較厚。饅頭窯是燒大缸、牛頭煲等大件粗瓷的。城磚長40公分，寬16公分，厚約10公分。明洪武初年，朝廷命修築白龍珍珠城，該城呈長方形，南北長320.5米，東西寬233米，周長1,107米，城高6米，城基寬約7.6米，是需要大量城磚的。白龍珍珠城的城磚應是中窯燒造的。中窯距白龍珍珠城約7.5公里，有水路相通。中窯村明代曾為集市，稱中窯圩。明代後期，因遭倭寇劫掠而衰落。又因福成江河道逐年淤塞，水上交通不暢而使窯址停燒。

上窯：  位於福成鎮上窯村東南方約200米處，在福成江的西側。據合浦縣文物調查稱，窯包高約15米，東西長56米，南北寬54米。 1957年7月廣東省文物普查認定為宋代窯址。1980年11月，廣西區文物隊鄭超雄先生會同合浦縣博物館對該窯進行發掘。當時窯址的火膛及煙道已全部被毀，僅剩窯床中部11米長。該窯床為斜坡式龍窯，長50米，寬1.6至1.8米，窯壁殘高35至45公分，窯室斜度為25度。廢品堆積厚達1米至3.5米，其中以窯具墊托居多。出土的遺物大多無紋飾，有小部分有海鳥紋、蜜蜂紋、纏枝紋，圖案化了的雲雷紋、水波紋等。修飾手法是用毛筆描繪朱紅色。有些器物朱書：「福」、「壽」、「長命」等吉祥文字。出土的陶瓷器計有甕、碎、盆、燈、執壺、擂盆、筷筒、動物、餅足碗、拔火罐、四耳罐等日用生活器物。出土的陶瓷殘器有些釉色細、光澤好、火候高。有的器物底部一般都較厚重、平底，腹部較深。有些口沿為子母口。還出土有三件陶瓷煙斗，和一個壁薄、釉細的殘破小酒杯。

紅坎窯：  位於福成鎮社壇村北面古河道福成江上游的西邊，緊靠紅坎嶺，故名。該窯是於1987年文物普查時發現的，封土高約7米，南北長15米，東西寬13米，窯膛為灰色磚砌結。整個窯包已為草木封蓋，似饅頭狀。從窯包周圍散落的瓷片看，該窯燒造的器物有甕、石本、壺、盆等生活用器。陶瓷器火候較高，胎質堅硬，釉色多為石灰質釉，也有施釉肥厚的瓷片。

東窯：位於營盤鎮東窯村的東側，窯址分佈在南北長約400米的村莊邊緣地帶。東窯村的東西兩側以前都是古河道。據群眾反映，東窯以前有36座窯。1983年10月，廣西文物隊合浦縣普查分隊普查時，發現有6座窯包遺存，龍窯的構架還清晰可見。燒造的產品有碗、盆、罐、壺、石本等生活用器，器物胎較厚、灰白色。釉色有青黃、褐黃等色。有些砵釉色滋潤肥厚、胎質堅硬。碗外施釉不到底，有深褐色劃紋。

西窯：  位於東窯之西。東西兩窯隔一約200米寬的田垌(以前是古河道)。當地群眾說，以前西窯也有36座窯。1983年10月廣西文物隊合浦縣普查分隊普查時，發現有8座窯包。窯包附近散落很多筒瓦碎片。有些甕、罐、碎等瓷片，產品胎質、釉色品種與東窯、上窯大體相同。

常樂缸瓦窯：  位於常樂圩鎮北約1.5公里的缸瓦窯村旁，南流江東側。窯口面對江邊。1999年10月，我利用休假時間到該地考察首次發現。因近常樂圩鎮，故取名常樂缸瓦窯。該窯現存兩條斜坡式龍窯。每條長約40米。一條已多年停燒被草木覆蓋，陶瓷片滿地皆是。另一條似在古窯的基礎上修造窯床，停燒約有20年。兩窯口周圍廢品堆積層較厚，產品火候高，多為厚重粗瓷，器物內外大多施醬色釉。燒造的器物有：甕、砵、盆、沙煲、豬槽、大缸等生活用器。器物胎質粗糙，含鐵量高，呈褐色，胎質堅硬。古窯的東邊有很多深坑，應該是以前取陶土時挖深的。據一位老人說，這裡很早以前便有缸瓦窯了。該窯燒造產品的胎質、釉色、品種與紅坎窯相似。

黃麗窩缸瓦窯：

  位於南康圩鎮北約6.5公里的缸瓦窯村東南方，因該地屬黃麗窩大隊轄，權取名黃麗窩缸瓦窯。於2001年4月26日，我與一同事到那裡調查時發現。古窯已被青樹翠蔓所覆蓋。看來窯址規模較大，不只一個窯口。該窯以前離海邊很近，後來海岸線逐漸外移，現離鐵山港海面約2公里。該窯周圍散落的瓷片很多，估計廢品堆積層亦很厚。從散落的瓷片看，該窯燒造的器物有甕、碎、壺、碗、磨盆等日用生活用器。器物釉色青灰，胎質有些堅硬有些粗松。磨砵、瓷盆與福成紅坎窯相似。 關於上面幾個窯的燒造年代，從上面幾個窯燒造產品的胎質、釉色、品種等情況看，當屬同一時代的窯口。它們的燒造年代，大體上始燒於宋，延燒至明。我國著名的古陶瓷專家陳萬里，曾根據1957年7月廣東省文物普查隊採集的瓷片鑒定，認為上窯、下窯兩處窯址的年代當屬北宋。這幾個窯燒造年代的上限，定於宋代應是沒有問題的。1980年11月，廣西文物隊會同合浦縣博物館發掘上窯，據合浦縣博物館文物登記材料稱，上窯發掘時，「在窯頂上拾到一個斷了把的壓槌(捶)，上刻有『嘉靖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造』，經整理鑒定為明代窯址。」上窯燒造的下限定在明嘉靖是沒有問題的。但把上窯只說是明代窯址或說成是明嘉靖的窯址，則未免過於片面了。 1961年，廣東省博物館曾廣億先生到合浦複查，認為上、下窯址的年代當屬唐代。這也有他一定的道理。一是曾廣億先生是廣東著名的古陶瓷專家，見多識廣、眼力可靠、著作頗豐，廣東的窯址，他大都考察過；二是他鑒定為唐代窯址，肯定有他的依據。1998年12月，我與桂林古陶瓷專家李鏵到上窯考察時，在上窯發掘出來的廢品堆中採集到三種碗底，其中一種是平底餅足有褐彩的碗底，應是唐末或宋末元初的碗底。1999年5月14日，我陪南京博物院教授、我國著名古陶瓷專家張浦生去合浦博物館參觀時，在庫房的上窯標本處見到一隻平底碗殘底，張教授說這是唐代器物。1986年12月，《考古》雜誌刊登廣西文物隊鄭超雄先生執筆寫的《廣西合浦上窯窯址發掘簡報》一文，曾有出土碗一件的記載，其狀況是：「碗、1件，殘。敞口、圓底，壁形足。高5.5、口徑13、底4.5厘米。灰白胎。」從「圓底，壁形足」的特徵看，應是晚唐流行的碗式。 根據上面幾點，我認為曾廣億先生說上窯是唐代窯址，肯定有他的道理。上窯燒造的上限很可能在晚唐，但發掘出土晚唐的器物不多，定為北宋或宋代，或許更準確些。其他中窯、東窯、西窯、下窯、紅坎窯、常樂缸瓦窯、黃麗窩缸瓦窯等，這些窯址都未發掘過，其深層內涵還是未知數，但從其窯址周圍的堆積層及散落的瓷片看，與上、下窯的瓷片大致相似，其燒造年限，大體上定為上限始燒於宋代，下限延燒至明代還是可以的。 當然，各個窯口由於地理位置及運輸條件不同，其燒造年限還是有差異的。如福成江邊呈南北走向的四個窯址，下窯處於福成江的下游，離白龍港口約6公里，窯址的生產規模最大；中窯處於福成江的中游，離白龍港口約8公里，生產規模比下窯小；上窯處於福成江的中游，離白龍港口約11公里，生產規模又比中窯小；紅坎窯處於福成江的上游，離白龍港口約14公里，生產規模又比上窯小。據《合浦文史資料》第三輯「福成沿革」載，明朝以前，「海潮上漲，自白龍港口衝入福成江，溯江而上，直達福成圩東北角十餘里處，那裡有條村莊名為『水尾村』……顧名思義，『水尾』就是海潮上漲之終點。」這條水尾村，就在紅坎窯隔江的對面。也就是說，以前是有海水漲到紅坎窯江邊的。它的陶瓷運輸，主要靠漲潮水路，隨著福成江的淤塞，海岸線的下移，這幾個瓷窯逐漸失去了水上運輸線，也失去了生存發展的空間。所以沿著福成江而建的四個窯址，紅坎窯在上游，失去水上運輸線最早，因而生產時間短、生產規模小，上窯次之，中窯又次之。 北海地區宋元時期出現那麼多瓷窯，每年產品至少過百萬件，而當時北海地區的人口並不多，單靠當地銷售是不可能的。《合浦縣志·人口》沒有宋代的人口統計數字，但有元代及明代的：「元代合浦屬廉州路，廉州路轄合浦、石康二縣。該路人口為11,686人」，「到了明永樂十年(1412年)合浦、石康二縣總人口為33,007人」，「明嘉靖元年(1522年)縣境為人口11,822人。」由此可見，北海宋元時期，乃至延燒至明代的窯址，其生產的產品在本地銷售，肯定是供過於求的。往內地銷售，其成本及質量也敵不過江西瓷及廣西容縣瓷。這些窯址之所以能生存發展下去，主要靠產品外貿出口。 《合浦縣志·經濟篇》，曾記載：「唐、宋時期合浦便有陶瓷生產並出口」。李志儉先生主編的《北海港史》一書也指出：「元朝在廉州設市舶提舉司，接待各國使者和商人，也吸引中原商人抵此貿易。這樣，不僅促進港口的發展，而且刺激了廉州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當時，合浦的陶瓷業已初具規模……元代古瓷窯址，大都在沿海地帶……古陶及其器物的發現，充分證明此時合浦已大批生產較為優質的陶瓷器，並通過港口輸送到東南亞各國。」 我國著名古陶瓷專家馮先銘在《古陶瓷鑒真》一書中說：「我國陶瓷在唐代已有相當數量輸出國外，入宋以來，瓷器對外輸出有增無減。在亞洲的東部、南部、西部及非洲東海岸很多國家都發現有宋代瓷器，不僅行銷的市場較唐代有擴大，而且數量有了急劇的增長。」該書指出：「在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和江謠等沿海地區，這一地區瓷窯的大量出現與宋代瓷器大量外銷有直接關係。」該書還提到：在廣西，「宋代燒青白釉的還有桂平和北海2窯，桂平窯所燒器皿較多，北海窯只燒碗盆碟等器……主要供外銷之用，因此國內極少流傳。」馮先銘所指的北海窯，泛指宋代北海地區的上窯、下窯等窯址。在下窯，曾出土寫有紅色阿拉伯文的宋代執壺。這些執壺，很可能是銷往阿拉伯地區的商品。 從上面幾個事例，可反映宋元時期北海制瓷業的發達興盛，這與外貿出口有關。《宋史》、《宋會要》等書也有記載，我國與大食(沙特阿拉伯)等國，也有以「精粗瓷器市易」的。 宋元時期，北海等沿海地區之所以瓷業興盛，外貿興旺，還有如下幾個原因：

l、宋朝廷重視海外貿易。

１、專門在廣州、泉州等大港口設立外貿管理機構市舶司。在廉州，設有沿海巡檢司，元朝開設市舶提舉司，舊署在「州南十里中和坊。」「中和坊」可能位於廉州鎮沿著西門江往南約5公里的九頭廟一帶。這些外貿管理機構主要工作，是接送中外來往使者和商舶，對進出口商品徵收關稅。２、1010年，宋真宗辟廉州和欽州如洪砦為與交趾(越南)互市口岸，直至南宋滅亡，共200餘年。這將有利於北海地區與東南亞國家的貿易往來。廉州港(即北海港)已成為當時我國對外開放的十大港口之一。據《廉州府志》載：「自廉(即北海港)航海，一日之程即交趾(越南)。３、朝廷派內侍等重要官員到國外開拓貿易。４、授商以官，對招商有貢獻的商人賜予一定的官職。

2、禁止以金銀與外國貿易，在以物換物的交易中提高了瓷器在貿易中的地位。

據《宋史·食貨志》載，到了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臣僚言以金銀博買，洩之遠夷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絹帛、錦綺、瓷漆之屬博易」。這樣，金銀錢幣不再用於海外貿易，而瓷漆絲綢成了海外博易的主角。外銷的陶瓷，主要來自民窯，這就大大刺激東南沿海民窯陶瓷業的發展。又據《簡明廣東史》載，南宋時廣東已開始使用紙幣，到元代市舶條件更為完備，市舶貿易普遍使用紙鈔。元初即已印行「中統鈔」。市舶貿易流通手段的進步，也促進外貿的發展，出口商品「仍以瓷器和絲綢為大宗。」

3、航海技術的進步，也促進外貿的發展。

主要反映在船舶指南針的應用及造船技術的進步。在宋代，廣東、福建的造船業當時處於世界先進行列，據宋代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六載，宋代商舶木蘭舟「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舵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可見當時造船已很發達。有的船甚至可載千人。宋代朱或的《萍洲可談》，沈括的《夢溪筆談》等書，都記載有羅盤的科學原理。航船根據羅盤、天象、景物等因素，可作科學的航海定位。航海技術的進步為陶瓷的對外輸出提供了交通安全保證。

4、瓷窯燒造技術的進步，也促進對外貿易及瓷業的發展。

在宋代，我國北方的少數民族，先後建立了遼、金、元政權，並多次南下用兵。據《元豐九域志》載，南宋時，有不少士民從中原往生活環境相對穩定的南方遷移。在南遷士民中，也有不少有制瓷技藝的手工業工匠。他們的加入使南方瓷業的製作工藝和燒造技術，都得到很大的進步。如對瓷土注意了選擇、提煉和因材施釉，在紋飾題材、制瓷種類、施釉顏色等方面都有所進步。在燒造技術方面，窯爐也從半倒焰式的饅頭窯改為平焰式的龍窯。龍窯多以山坡或堆土傾斜建築，窯長數十米，形似長龍。其特點是升溫、降溫都快，生產週期短、產量大、成本低。同時，還用上了觀察窯溫的火照(試溫標)。由於瓷窯燒造技術和工藝水平的進步，既降低成本、提高質量，又擴大了生產規模，促進瓷業和外貿的發展。 成書於南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年)的《諸蕃志》一書，作者趙汝適列舉了當時亞洲有15個地區或國家，是用瓷器進行貿易的。其中有：占城、真臘、三佛齊、單馬令、凌牙斯加、佛羅安、蘭無裡、細蘭、南庇、麻逸、渤泥等國，即今亞洲的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印度，非洲的坦桑尼亞等國家。 陳炎教授的《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和貢獻》一文載：「到了宋代，不只是中國絲綢、瓷器，連中國的發明創造如指南針、火藥、造紙和活字印刷術等，也通過阿拉伯、波斯等國商人，經由這條航路而傳入歐洲。」該文還指出：「元、明兩代為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極盛時期。這時，海外航路和對外貿易發展到最高潮……從輸入商品的產地推知，同我國貿易的地區的國家已擴大到亞、非、歐、美各大洲。」 日本三上次男教授的名著《陶瓷之路》一書也指出：在阿拉伯半島的東岸、北岸、南岸都發現有中國的瓷器。《中國古瓷在非洲的發現》一書又指出：在「紅河岸邊的庫賽爾也出土有宋代越窯青瓷、龍泉窯瓷器，和景德鎮、南方地區的青白瓷」。北海宋元瓷窯生產的是「南方地區的青白瓷」，這些青白瓷，在通往東南亞、非洲等地的海上絲瓷之路貿易中，應佔有相當的份額。

三、明清古窯址與海上絲瓷之路

明清時期，除宋元時期延燒至明的上窯、中窯、下窯、東窯、西窯和黃麗窩缸瓦窯外，明代始燒的有嶺底缸瓦窯、沙田大窯和北窯、豹狸缸瓦窯。清代始燒的有赤江窯、小江窯等。

嶺底缸瓦窯：  位於北海市銀海區靖海鎮，嶺底村公所北約1公里的缸瓦窯村的西側。因該窯毗鄰嶺底村公所，權且稱之為嶺底缸瓦窯。窯址沿著海岸邊分佈，南北長約幾百米。該窯是我和桂林李鏵於1998年12月考察發現的。當時調查缸瓦窯村82歲的盧翁，他說以前這裡有四條窯燒缸瓦，他小時侯已不生產了，也許在民國前已停燒。經初步調查，發現該窯有三條龍窯的痕跡，廢品堆積層較厚。龍窯長約30米，窯室寬約2米多。窯床依海岸邊的山坡而建。在窯址南方，有一深水大塘，這應是以前取瓷土時挖深的。 該窯燒造的主要是日用陶瓷器，也有建築陶瓷和宗教用瓷。日用瓷器有：甕、碗、碎、煲、壇、缸、杯、壺、瓶、盆、網墜、筒瓦等多種，大小器均有，瓷胎有厚有薄。 採集的部分殘器標本有：

甕。有大小多種。大甕口徑12公分，圓口，短頸，寬背，弧腹，外施青黃色釉，施釉不到底。

砵。有大小幾種。大砵口徑約30公分，外施釉不到底。矮砵高8公分，口徑約18公分，子母口，施褐色釉。有些磨砵，砵內佈滿交叉刻痕。

簷口壇。外弧簷，弧腹，平底，內口徑約11公分，外口徑約20公分，外施青黃色釉，有蓋。

碗。有幾種類型。有些足底有一小乳突，施青黃色釉，有開片，釉色潤澤光亮，碗內底有青花點，澀圈疊燒。有些碗內印有青花梵文。有的碗外壁也印有青花梵文，碗底乳突周圍有一小圓圈，圈足直徑6.5公分，足跟不施釉。有的小碗小圈足，足跟平切，足牆和碗底不施釉，沙底。有的碗內外釉色潤澤，呈青綠色，有開片，足跟兩邊斜削不施釉，圈足直徑8公分。

魂瓶。宗教瓷器作陪葬用。採集到的魂瓶高約16公分，魂瓶蓋如笠帽狀，直徑9公分，頂有一圓形紐。圓紐周圍在一直徑5.5公分的範圍內塑有5朵蓮瓣紋，施青黃色釉。

網墜。呈長方扁圓形，陶質，長6公分，寬3.5公分，厚1.5公分，有兩個繫繩圓孔，圓孔直徑1公分。

壺。卷沿口，短頸，平腹，流與口沿平，施青黃色釉，釉色光亮潤澤，口沿直徑5.5公分，外施釉不到底。有些壺較大，釉色夾有黑斑。

窯具。有墊餅、匣砵等。墊餅呈扁圓形，直徑約10公分，底面均有兩小圈，厚約1.5至2公分。

漢筒瓦頭。採集到一件。該窯是不是在漢朝時燒過筒瓦?因該窯尚未發掘，只有一件孤證，未敢定論。 該窯緊靠海邊，瓷土豐富，水上運輸方便，從廢品堆積層看，此窯規模較大，燒造時間較長。1999年5月15日，我在市文物所將該窯採集到的瓷片，拿給我的老師著名古陶瓷專家張浦生教授看。他說從魂瓶、壺等瓷片看，應是元代或明代的。碗的釉多泛青，有貼花，應是清代的。由此大體上可判斷，該窯為明清窯址應是沒有問題的。

上新大窯：  位於沙田鎮上新村公所北約1公里的大窯村內。據《合浦地名志》載，大窯村「未建村前，此地建有三座大窯燒磚瓦」故名大窯村。上新大窯西北距永安城約2公里，西南距上新村公所約1公里。大窯遺址有幾個足球場那麼大，中間有一大水塘。大水塘應是以前挖陶土時形成的。水塘周圍有些古窯址，散落及堆積的瓦片較多。在水塘邊也發現有缸瓦窯，所燒的有碎、瓶、壺之類日用器皿。散落的瓷片火候不高，釉質較差。 在上新大窯北面約4公里，還有一個窯址叫北窯，位於山口鎮丹兜村公所東南方約1.5公里，據老人說，北窯與大窯所燒造的產品以及燒造年代基本相似。修築永安城時，大窯和北窯均為該城燒磚瓦。據《珠鄉風情錄·永安古城遺址》載，永安古城於明代初興建，「該城周長四百十一丈，高一丈八尺，寬一丈五尺，城壕周長五百丈」，於明成化和嘉靖年間曾重修。永安古城的修築，需要磚瓦是巨大的。大窯和北窯距永安城幾乎相等，約2公里，分別位於永安城的東南方和東北方。均為明代窯址。

赤江窯：  位於鐵山港區南康鎮石頭埠村公所西北約2.5公里的赤江，臨近鐵山港海灣，水上交通方便。赤江窯建於清咸豐(1851-1862)年間，同治(1862-1875)年間由吳正仁三兄弟建「白碎窯」，廠號為「義和祥」，生產碎、盆、煲、缸等日用瓷器，而以白碎為主，白砵最負盛名。清末，赤江增建了「伯公窯」和「中間窯」，工人發展到200多人，有6條窯口和一條碗窯，年產陶瓷20多萬件。產品有煲、砵、盆、碗、碟、缸、杯、壺等多種。民國期間，仍有6、7條窯燒造，並組建了「同益公司」。赤江盛產瓷土(高嶺土)。赤江高嶺土含鋁量占22％至30％，鋁能耐高溫。赤江窯除生產白砵外，沙煲也很負盛名。耐高溫達220度至420度。赤江窯的產品總的來說具有耐高溫、抗擊性強，沒有毒素等特點，遠銷國內外。毛主席紀念堂的壁雕也選擇赤江的陶土製作。

豹狸缸瓦窯：  明代窯址。位於合浦縣石康鎮豹狸村公所缸瓦缸村的北面，距缸瓦窯村約700米。臨近武利江邊，順江水直下約4公里，便到直通北海的南流江，水上運輸方便。該窯燒造的器物有甕、罐、缸、砵、盆、壺、磨碎等日用陶瓷。據合浦縣博物館普查登記載：該窯包高約7米，長約60米，為龍窯。窯址周圍陶瓷殘片很多。

小江窯：  明清時期，屬合浦縣的小江窯(今屬浦北縣)規模較大，所燒瓷器質優價廉，遠銷國內外。據載：小江窯建於明崇禎(1628-1644)年間，由小江人到景德鎮學藝回來後建造的。所燒瓷器潔白輕巧，能耐高溫。直到清道光(1821-1851)年間，在小江「馬路坡先後建成瓷窯八條：張屋窯、上信窯、中間窯、老窯、四柱窯、高窯、廣仁窯、塘角窯」，燒製的產品有碗、盆、壺、杯、花瓶等。青花瓷、五彩花瓶質量都很好。該窯的產品大多都是經北海港出口。據請來的江西師傅鑒定，該窯瓷器質量僅次於江西瓷器。北海市收藏研究會的部分會員，也收藏有小江窯多件陶瓷藏品。 明朝時，北海地區創燒窯加上前代延燒的瓷窯已有成10條，以每條窯每次裝燒器物2萬件計，每年裝燒2次，全年就燒造40萬件。到清朝，北海地區還有兩三個窯口生產，年產陶瓷也有幾十萬件之多。據《合浦縣志·人口》載，明嘉靖元年(1522年)，合浦縣境人口為11,822人；崇禎三年(1630年)，合浦縣境人口為15,467人：清康熙七年(1668年)，合浦縣境人口為7,048人；道光八年(1828年)，全縣人口為26,528人。按照當時的人口，明清時期陶瓷器生產若單在本地消費，肯定是供過於求的。憑著地緣優勢，北海地區的陶瓷產業，顯然是要通過海上絲瓷之路，尋求生存和發展空間的。 日本三上次男教授的《陶瓷之路》一書指出：在阿拉伯半島出土的中國瓷，既有宋元時期的青瓷、青白瓷，也有青花瓷。青花瓷既有元朝的，也有明清時期的。 北海嶺底缸瓦窯燒製的梵文青花碗，有與佛教信仰相維繫的梵文紋飾。這種碗很有可能通過「海上陶瓷之路」銷往泰國、印度或非洲其他佛教盛行的地區。 有文獻記載，北海明清時期有瓷器銷往海外。《合浦縣志·經濟篇》載，於清代及民國年問，合浦生產的「缸、盆、砵、砂煲等粗瓷及粗瓷碗，有部分出口」。寫於清末的《北海雜錄·商務》載：「每年九、十月間，有大海波渡十餘艘，載鑊、瓦器往星加坡」。瓦器，即陶瓷器。《北海口岸外貿志》也指出：「北海開埠後……當時合浦、北海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已發展到一定的規模。如小江生產的瓷器，質優價廉，每年有大量經北海銷往廣州……及至新加坡等南洋地區。」除小江窯的產品經北海口岸外銷外，欽州的泥興陶也從北海口岸出口。據《北海關十年報告(1902-1911)》載：「欽州生產的質地精良的陶器……這種陶製品實在是如此精美，官員們已經先後把一些實物作為貢品奉送給帝國宮廷。」由於欽州泥興精美，清代從北海El岸出口的欽州泥興陶也不少。

1986年12月，《考古》刊載《廣西合浦上窯窯址發掘簡報》一文，認為上窯、下窯等窯址在明朝之所以「興燒」，是「與合浦縣白龍採珠場有著密切的聯繫」。我看這只是表面原因，不是主要原因。即使到明代，上窯、下窯等窯址也有成十處，窯爐數十座，每年生產至少也有幾十萬件瓷器。而那時雷、廉兩府所使用的珠民，據當時粵督林富統計，也是「共夫二千名」。二千珠民也用不了多少陶瓷，也推動不了北海明代窯址的「興燒」。 為何明清時期北海的古窯址還那麼興盛，「海上絲瓷之路」仍很通暢呢?大概有如下幾個原因：

1、明清兩代前期均國力強盛，中外貿易興旺，為陶瓷業的發展和海上絲瓷之路通暢創造了有利條件。

明代前期永樂年間，明王朝派鄭和率領船隊七下西洋。他的船隊十分龐大，擁有60多艘可容2萬人以上的寶船，再加上中小型船隻共200餘艘，人數達26萬人，大大提高明王朝的威望及與西洋的溝通。據《北海口岸外貿志》載，那時「安南(越南)、占城(今越南中部)、暹羅(泰國)、真臘(柬埔寨)等國的商人紛紛抵廉州，與我國進行貿易。明朝大批商人亦從廉州抵東南亞進行貿易。」明嘉靖年問(1522—1566年)，廉州官府開闢了從冠頭嶺前往安南海東府、海陽府、新興府等地的不定期直達海上航線，當時冠頭嶺一帶已是「南北皆澳海船艤焉」，是商舶雲集之地。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7月，清廷平定台灣後，禁海及遷界取消，中外貿易又再度興旺，據《廉州府志·度廉州海道》(乾隆版)載：那時的廉州「聖朝之威遠播，薄海之風外洋，各國夷商無不航海梯山源源而來，現在幅輳肩摩，實為邊海第一繁庶之地」。商路的暢通，為海上絲瓷之路的暢通，及瓷業的發展創造了機遇和條件。

2、陶瓷燒造技術和航海技術的進步，也是北海制瓷業及「海上絲瓷之路」繁榮的原因之一。

據《簡明廣東史》載：「明代，廣東的陶瓷業也有很大的發展，窯址遍及全省各地……嘉靖前多為青釉瓷器，屬疊燒；嘉靖後，開始燒製青花瓷，改用匣缽單件燒，器形製作精巧。」在北海下窯和嶺底缸瓦窯的殘窯堆中，也發現有匣缽等窯具。明中葉以後，由於航海技術及造船技術的進步，船舶的噸位在增大，對外航線也在增加。對外貿易的發展，促進了北海陶瓷業及「海上絲瓷之路」的繁榮。

3、民間貿易逐漸取代了朝貢式的官方貿易，北海稅率相對較低。

明中葉，隆慶元年(1567年)開始，持續一千多年的朝貢式官方貿易逐漸讓位於民間貿易，即「易公販而私販」，有利於促進陶瓷等民間貿易的發展。此外，北海稅率相對較低。咸豐八年(1858年)，根據中英《天津條約》附約規定，除絲、茶、鴉片外，所有進出口貨物一律按「值百抽五」徵稅，即只徵稅5％，但北海口岸的徵稅稅率卻低至4％，進出口綜合稅率僅為4.7％。1876年中英《煙台條約》有特殊規定：「各口租界，作為免收洋貨釐金之處」。但在北海，凡是外國商品運往內地，只交納2.5％的子口稅。由於北海口岸稅率低，有利於外貿進出口，因而促進北海制瓷業及「海上絲瓷之路」的繁榮。雖然明清時期有段時間實行海禁，但在巨大的商貿利潤驅動下，民間海商走私販運絲綢和陶瓷仍非常盛行。 總之，北海古窯址經歷了秦漢時期的創燒期，隋唐時期的發展期，宋元時期的興盛期，及明清時期的延燒期，長期汲取和蓄納南北良工之精華，在學習、繼承和創新中不斷發展。 北海古窯址的發展，與「海上絲瓷之路」的開拓和對外開放密切相連。北海古窯址憑著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優勢，通過「海上絲瓷之路」，拓展產品的銷售市場和生存發展空間。 北海口岸，通過「海上絲瓷之路」向東南亞、非洲和歐洲等地傳播北海的陶瓷、絲綢等物質文化，是國際口岸的標誌，是國際經濟文化交流的一個組成部分。 北海陶瓷文化歷史悠久。經濟交流是文化交流與傳播的重要途徑。北海古窯址，為促進東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為「海上絲瓷之路」的繁榮，曾作出過積極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