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畫鑒定作為一門學問，屬於美術史，主要是中國美術史的範疇。但它涉及的面卻相當之廣：文學、歷史、建築、服飾、風俗、地理，都是研究書畫鑒定必不可少的參照。可以說，它是綜合了多門學科的一種邊緣學科。

書畫鑒定的目的，主要是為美術史學、博物館學的研究服務。美術史不單是關於美術的文字記載的歷史，更是美術作品流傳的歷史。比起文字記載來，美術作品是更直觀、真實、可信的第一手資料。但自從有了美術作品，也就有了美術作品的作偽。因此，對書畫進行鑒定也就顯得很有必要了。

書畫鑒定的對象，是指已故書畫家手書、手繪在紙、絹、綾等材質上的書畫，如立軸、手卷、冊頁、扇面、鏡心等，不包括壁畫;書法裡的碑帖、拓本，屬於另外一門學問，啟功、秦公就是這方面的專家。至於年畫、書畫複製品以及在世書畫家的作品，不屬於書畫鑒定指向的範圍。

出土的書畫，其年代基本一目瞭然，所以也沒多少鑒定的必要。遼墓中出土的《深山會棋圖》和《竹雀雙兔圖》，它們的年代應與墓的年代相近，即10世紀末到11世紀初之間。

書畫鑒定包含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辨定真偽，二是品定高下。前者是“鑒”，後者是“賞”。一件作品，它是否真實可靠，這是最重要的，否則即使再好，也沒有意義。書畫大師張大千不僅詩文書畫俱佳，同時也是個作偽高手，生平所作歷代書畫的贗品數量相當可觀，質量也很高。他作的石濤、徐渭等人的贗品更是得心應手、惟妙惟肖。連黃賓虹這樣的大師也曾被他騙過。

這一方面說明了張大千作偽水平之高，;另一方面也說明書畫鑒定之難。這還僅是現代人作偽的例子，古代高手所作的贗品，就更難鑒定了。

因此，書畫鑒定的任務，就是對傳世書畫作品還其本來面目：判定真偽、界定年代、證明偽作。

書畫鑒定基本上屬於經驗科學，一個人鑒定水平的高下，與他所接觸過的書畫真跡、他所掌握的書畫知識以及相關知識成正比。就比如我們十分熟悉的一個人，你只要遠遠地聽到他的一聲咳嗽，就知道是他來了。同樣道理，如果我們對於某個時代、某個書畫家的作品看得比較多了，產生了一定的認識，總結出了一些特徵。那末我們就可以觸類旁通，對於這個書畫家其他的作品，也能夠識別它。

書畫鑒定之學，其歷史也十分久遠。鑒定是與收藏聯繫在一起的，中國最早對卷軸畫的收藏，可遠推到魏晉時期，此後，書畫著錄、筆記之類的書層出不窮。雖然沒有正式命名為鑒定學之類，但其中包含了鑒定知識在內，只是還不成系統。如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就有一章“論鑒識、收藏、購求、觀賞”，談到通過服飾、建築來鑒定書畫年代的方法;宋代出現了一大批鑒藏家和書畫鑒定著作，米芾的《書史》、《畫史》就是其中的代表。

到了明代，隨著經濟的發展，民間收藏之風很盛，出現了專門的民間收藏家，書畫鑒藏著錄、筆記大量出現。張丑在他所著的《清河書畫舫》中，對“鑒定之學”作了較為深入的敘述：“鑒賞二意，本質不同”，指出了各種鑒賞的方法，認為應該先看精神、氣質，再看有無皇家收藏記載，有無名人題跋;要買紙畫，不要買絹畫，因為“紙壽千年”等等。

到近現代，書畫鑒定已逐漸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20年代，已經有了面向公眾的博物館。許多學者參與到美術史，以及書畫的研究中;從這以後，出現了一大批專業、系統的關於書畫鑒定的著作，如前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的《關於鑒別書畫的問題》、張珩的《怎樣鑒定書畫》、王以坤的《書畫鑒定簡述》、以及謝稚柳的《鑒余雜稿》、徐邦達《書畫鑒定概論》等。

50年代以來，隨著流入西方的中國古畫逐漸增多，西方學者對中國書畫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們開始用西方的方法，運用到中國書畫、以中國書畫鑒定的研究中，並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在書畫鑒定方面，有幾個代表性的人物，如方聞、高居翰(jams gahill)等人。

解放以後，國家對文博事業十分重視。由於各博物館收藏的書畫不斷增加，當時曾組織鑒定小組到各地進行鑒定工作，後因文革中斷; 1983年，由文化部成立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在全國範圍內，對現存的古畫進行全面系統的考查、鑒定並編印目錄、圖錄及大型畫冊。

隨著整個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加快，相對而言，古老的書畫藝術，以及書畫鑒定已經離人們的日常生活越來越遠。一方面，社會的進步給書畫鑒定工作帶來許多便利;同時，社會情境、文化環境的改變使從事書畫收藏、鑒定的人們需要更多的“定力”，付出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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