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元的最本質屬性，乃是一種貶值的虛值大錢。雖然早期它與銀元一起介於主幣輔幣不分的地位。中期的衰落是因為銅元由應急的輔幣被人為當成開闢財源的途徑，從而無限制爛鑄，造成貶值，因而失去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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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的衰落則主要由於國民黨法幣政策的實施以及日寇的侵略，造成銅的價值高昂，銅元名實不符，失去了存在的意義。直到新中國成立，開始實行新的人民幣制度，銅元也就完成了歷史使命，因為它既不再行使輔幣職能，新中國人民政權也不需要拿它來作為生財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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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部丙午淮字二十文 PCGS SP 64，拍賣成交價格USD 504000美元。

我們今天收藏研究銅元，完全是站在歷史的角度與收藏文化的角度看待它，但我們也要充分瞭解銅元的本質及其發展過程，才能更好地指導我們的研究與收藏。

一、銅元誕生 地位曾比肩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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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元又叫銅仙、銅板、銅毫、銅角子等，尺寸大小不等，隨面值變化，是用紫銅或黃銅鑄造的圓形硬幣，一些品種有少量白銅樣幣存世，是中國近代貨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近代在中國經濟、金融史上具有獨特歷史地位。

銅元上接清朝晚期的方孔制錢，但中間無孔，完全用現代機器沖壓生產，外形主要受19世紀中後期英國殖民者在香港發行的「香港一仙」的較多影響。

它的誕生，標誌著中國銅幣鑄造工藝從傳統的翻砂熔鑄法進入了先進的機器沖壓生產的新階段。

中國銅元產生於清朝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年。一般即以這一年為中國銅元的誕生日，雖然香港地區製造銅元開始於1863年，但早期香港銅元是以英王國為主體發行的香港地區輔幣，不屬於晚清銅元體系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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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元的起因有內外兩個方面。在中國內部來看，在1900年以前的清朝，中國一直是方孔圓形銅錢和銀兩的混合本位制。清朝中葉後，外國銀圓大量進入中國流通，中國白銀巨量外流，而且在銀兩與銀元換算上造成許多出入和變化，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銀荒與幣制紊亂。

早在林則徐任江蘇巡撫期間（道光十三年前後），即有討論外國銀元優良、應自行設計鑄造的奏折，可惜時局艱危，內憂外患，而且銀兩制錢制度根深蒂固，統治者不到窮途末路不會加以改革，因此林則徐的先進主張未能得到統治者的重視（見1981年《文物》雜誌第10期）。

兩次鴉片戰爭後中國國內白銀外流加劇，外國銀元更普遍地進入中國流通，更讓中國民生艱難。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的興起與發展，全面地衝擊了落後的制錢制度，咸豐皇帝為籌措鎮壓革命軍的軍費而下令全國各地大量鑄造大錢的舉動，等於宣告了制錢制度的末日。

在殘酷撲滅太平天國之後，清政府面對著歷史以來最大範圍的通貨膨脹與外幣侵凌的局面，一枚當十大錢跌落到僅值二文的地步，這些現象終於引起了有識之士的重視。

19世紀80年代，天津、江南、湖廣等地曾經在洋務派的工廠裡有計劃地鑄造過機器制錢（其中江南寶寧局在國內外試鑄過大量樣幣，流通版也有相當數量，但最多見的還是寶廣、寶武等局），以現代機器鑄造方孔制錢，妄圖挽回江河直下的制錢制度，但鑄造成本依然高過面值，每個鑄造廠都面臨嚴重虧損的局面，這一事實證明，制錢制度，已不再適應新的經濟形勢，已脫離了人民大眾的需求現實。

如何既能保持「祖宗成法」，使制錢制度脫胎換骨，又能適應新形勢下中外貨幣交易交換的迫切需求？而且還能產生鑄幣利潤？銅元的出現這就走到了歷史的關頭。以當時形勢來看，最迫切的還不是銅元這種小額硬幣的需求，而是銀兩、銀幣的問題，因為他直接關係到國家的經濟命脈。

如何挽救銀兩、鑄造自己的銀圓，成了洋務派與革新派考慮的頭等大事。三任湖廣總督張之洞、李瀚章、李鴻章擔當起了歷史的重任。光緒十三年（1887），張之洞主持在廣州開辦了中國第一個現代機器造幣廠，全套購進英國伯明翰－喜敦父子公司的設備，並聘請英國技師主持建設、管理、模具雕刻等。

工廠落成後，造幣廠還代表當時的總督李瀚章寫信並贈送金質紀念章給英國伯明翰造幣廠的喜敦父子，稱「我們總督通過懷恩先生向您贈送一枚金質紀念章，作為你們傑出工作的紀念」，該信並讚揚該廠的機器及技術「無與倫比」（該信及相關內容見《中國錢幣》1988年第3期）。

該廠成為當時亞洲最大的先進造幣廠，於1889年開始鑄造銀元，有一圓、半圓、二角、一角、五分五等，成效顯著，很快流通全國，成為機制銀幣的範本，此後全國大部分省份都紛紛上馬開辦造幣廠製造銀圓。銀圓的成功為銅元的產生準備了經驗，培養了人才，奠定了基礎。

銅元產生的外部直接因素，主要自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以後開始，各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掀起了瓜分「勢力範圍」和搶佔「租借地」的狂潮。一些外國銀行、金融機構爭先恐後湧入中國，在沿海「開放」城市開設各種銀行，發行貨幣，推銷銀元等金融品種，掠奪中國生銀。

進一步使中國舊有的、已經殘喘的制錢、銀兩制度陷入泥潭，各省開鑄的銀幣緩解了流通主幣的壓力，但輔幣市場依然嚴峻，很多地方已經到了市面無錢可找、糾紛迭起、商業阻滯的地步。

隨著各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全面深入，不單是沿海「開放」城市，整個中國對外貿易一再入超，大量白銀外流加上沉重的戰爭賠款，清政府的財政恐慌日益嚴重。

與此同時，由於帝國主義對中國資源的掠奪性投資，客觀上使中國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這樣一來，全社會對貨幣的需求量日益增大，尤其是對小額輔幣的需求。銅元，就在這內外交困、上下需求孔亟的特定歷史條件下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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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與賠款，對維新知識分子的刺激是非常巨大的。江西道監察御史陳其璋在1896年上奏整頓京師同文館學制，並參與制定具體課程，他制定的課程剔除了「四書五經」，可謂敢為天下先。

次年，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自強激情一發不可收拾的陳其璋又奏請仿造大小銅元，補救錢荒，填補全國普遍停鑄制錢後的市面空虛，其奏折充滿激情地描述了制錢之壞與銅元鑄造的種種好處：

 

「竊維圜法之壞，至今已極。……若不設法補救，恐生計日蹙，民不聊生，難保不激成變故。臣一再籌思，計唯仿照外洋添造大小銅圓，以補制錢之不足。……若以機器改造銅圓，則其利何可勝算：需銅少而值錢多，其利一；成式定而抵值准，其利二；分作三品，市廛適用，其利三；不穿中孔，工省價廉，其利四；銅色精瑩，人知寶貴，其利五；往來商賈便於攜帶，其利六；鼓鑄愈多則銀價自長，其利七；行用既廣而物價亦平，其利八。然此僅言利之說也。以言乎弊，則不禁自絕者四：花紋精工，偽造難以摹仿，一也；銖兩分等，私鑄不能混射，二也；值錢既多，毀熔無可圖利，三也；抵值既准，兌換無可低昂，四也。」（轉引自《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一輯下冊，652頁。中華書局，1964）

奏折中提到的「分作三品，市廛適用，其利三」指的是參考外洋銅元，原文稱「查外洋銅圓分為三品：上品重四錢，中品半之，下品又半之。三品均用紅銅，每百斤價銀二十兩；若以白鉛搭配，則為黃銅，每百斤價僅十三兩五錢，而上品大銅圓可鑄四千枚…成本既少，或利自多」（引文出處同上，651頁。）

陳其璋對銅元利弊的陳述，可以說是一語中的，非常實際、具體而且懇切，當時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已准許他的建議，準備下令沿海省份試鑄。

但來自守舊派的反對意見依然強大，特別是上一年因陳其璋在制定京師同文館八年學制中廢除「四書五經」的舉措，引起了朝中諸多清流重臣的非議，統治者也有所不滿，因而此時提出恢復鑄制制錢以反對製造新式銅元的呼聲甚囂塵上，以慶親王弈匡（匡力）為首的反對派很快佔據了上風，以至陳其璋的鑄造銅元之奏請最終未能實行，無疾而終。

同時江南機器局、天津機器局等廠又開始試鑄了一批機制方孔制錢出來，看起來似乎制錢尚有希望。這一耽擱，又是三年過去了。

這期間總理事務衙門章京劉慶汾分別於1898年、1899年兩次上奏請開鑄新式銅元，並詳細列舉了日本等國的銅元成績，但兩次均遭到以慶親王弈匡（匡力）為首的反對派的駁斥或冷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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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江南、天津等地鑄造的制錢，雖然改進了部分設計、更新了部分機器、銅料配比等，但鑄造量有限，市面「錢荒」未見絲毫改變，同時鑄幣廠又虧賠嚴重，清政府才最終決定開鑄銅元，這時守舊派在嚴峻現實的教訓下也不敢再強硬反對了。何況這個時候，掌握朝中大權的是洋務派領袖李鴻章。

廣東錢荒最緊張的1900年，廣東錢局與廣東善後局聯名呈請巡撫德壽和兩廣總督李鴻章，請求允許鑄造銅元，仿製香港「銅仙」，以抵制外洋銅元，救濟財政。
李鴻章很快就批准了這個請求。

1900年6月，廣東造幣廠第一次鑄造出了最早的銅元，每枚重二錢（7.45克），以紫銅95%、白鉛4%、錫1% 配合鑄成。直徑28毫米，形式精美。正面中央鑄「光緒元寶」四個漢字及滿文「寶廣」，外環珠圈，上緣紀地「廣東省造」字樣，下緣為紀值文字「每百枚換一圓」，左右邊飾小花星；背面中央鑄有象徵清朝皇帝的飛龍圖案，龍圖外環珠圈，上緣為英文紀地「KWANG－TUNG」（廣東），下緣英文紀值「ONE　CENT」（一仙），左右邊飾小花星。「仙」（CENT）意為「分」，即一圓銀幣的百分之一，原是英國在香港發行的銅輔幣計值單位，這也正說明了中國銅元受香港銅輔幣（香港銅元又叫銅仙，始鑄於1863）影響很深。

 

與此同時，廣東還試鑄了值半分的光緒元寶，但沒有發行。廣東「每百枚換一圓」銅元發行之後不久，又遇到了新問題：人們不習慣「百枚換一圓」的換算方式，不少地方發行流通受阻。

主持者下令調查，結果發現是老百姓雖然樂意接受新式「銅仙」，但仍然把它與根深蒂固的「制錢」計算方式直接掛鉤，使用時按制錢方式進行計算，而幣面面值則是與銀圓換算的體

李鴻章當初的意思本來也是為了與此前廣東大量鑄造發行的銀元掛鉤使用，但事實並非如此，在老百姓眼裡，銀兩和制錢是平行的，二者並無所謂「主輔」關係，使用時「大數用銀，小數用錢」。

弄清楚原委後，廣東當局於1904年下令改變文字，把後來鑄造的十文面值一律改為「每元當制錢十文」，背面英文面值改為「TEN CASH」，以另種方式延續了制錢制度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這一改變極大地促進了廣東銅元的銷售與流通，民間需求量之大是主持者始料不及的，利潤之高也令當局喜出望外。

二、清政府被推翻銅元翻開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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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於1900年8月開始鑄造銅元，由閩浙總督奏准在福建官銀局開始鑄造。正面紀值文字一開始就採用了與制錢掛鉤的「每枚當制錢十文」，流通廣泛。福建之後是江蘇巡撫主持在江南鑄造總局西廠開鑄「江南省」「江蘇省」字樣的銅元，時間是1901年4月，鑄造精美，也很快流通全國各地。

銅元本質上也是一種貶值的大額貨幣，是政府為解決財政赤字採取的貨幣手段，但銅元以其前所未有的形制、精良的外觀贏得了消費者的信賴，最直接地解決了市面錢荒的燃眉之急，也為造幣廠及政府帶來了相當可觀的經濟收入，這在面臨庚子賠款的沉重壓力的清政府眼裡，無疑是一劑救世良方。

於是1901年12月24日，戶部終於發佈皇帝上諭，稱： 「近來各省制錢缺少，不敷周轉，前經福建、廣東兩省鑄造銅元，輪廓精良，通行市肆，民間稱便。近日江蘇仿照辦理，亦極便利，並可杜私鑄私銷之弊。著沿江沿海各省督撫籌款仿辦，即就各該省搭鑄通行。」（摘自《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一輯下冊，873頁。中華書局，1964）

安徽第一個響應，於1902年4月成立銅元局，6月試鑄多種樣幣，有方孔十文、飛龍十文、寶皖五文等品種，數量稀少，屬於試驗性質。8．9月間才改版鑄造大量坐龍類型五文、十文、二十文投入流通。

湖北開鑄銅元時間比安徽早，1901年即已緊隨廣東、福建之後在湖北銀圓局鑄造十文銅元。但湖北銅元局卻是1902年8月才成立的。湖北銅元文字簡潔（面值僅「當十」二字）、圖案精緻、鑄造精良。

1905年2月漢陽兵工廠也開始鑄造銅元，產量大，可惜設計、鑄造較差，第二年就被下令停鑄了。此後浙江、奉天、湖南、北洋直隸、四川、江西、吉林、山東、江蘇、河南、廣西、雲南等省地也陸續開始鑄造，所有這些廠除了廣西之外，都在建設不久開始了大批量的生產，數年之間，銅元遍佈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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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銅元鑄造精良，遠非傳統手工鑄錢所能比擬，不易偽造、私鑄；它式樣新穎，中間沒有穿孔，大大提高了鑄造速度和質量；它成色劃一，標明與銀圓或制錢的固定比值，「通行市肆，民間稱便」。

因此銅元發行初期，其價值甚至超過幣面價格，在市場流通時普遍有5%～15%的升水。如光緒二十八年（1902），一元銀圓在蘇州只兌銅元88枚（升水率12%），杭州可換90枚（升水率10%）。

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全國已有十七個省二十二個錢局鑄造銅元，所鑄銅元總額由1900年的16.9億枚激增至75億枚。銅元供過於求，加之不少地方開始出現私鑄、減重、減成色等現象，銅元信用度逐步減低，導致不斷地貶值。

後期更出現了各個省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互相傾銷或者互相拒收等惡劣競爭事件，到宣統元年（1909）銅元與銀圓兌換比價，已由110枚合一圓跌至130～140枚合一圓，在市面行用平均須貼水10%～40%，與1905年以前的市價相比，貶值驚人。

為挽救頹勢，掌握利權，並繼續維持中央鑄幣統一的慣例，清政府決定設立一個戶部造幣總廠，統一鑄造銀幣、銅元，1903年開始在天津擇地建設。

據張家驤《中華幣制史》記載，「（光緒）二十九年（1903）三月，清廷特派王大臣整理財政，始請於天津設立鑄造銀錢總廠。

九月購大經路民地興建，於三十一年（1905）竣工。其房舍之設備較北洋銀元局更為完備。遂於是年五月初八日開機，先行試鑄銅幣。是為戶部造幣總廠，這種「先行試鑄」的銅幣是「乙巳」紀年的「大清銅幣」。

戶部造幣總廠是在各省濫鑄銀銅元，造成幣制紊亂的背景下，清政府決定設立的。其目的是整頓幣制，將鑄幣權收歸中央，以求「圜法整齊，推行盡利，用副朝廷通變宜民之至意」，因此其銅元設計必定自出心裁，不會與現有各種地方品種重複，具體講就是廢除以前的「光緒元寶」，一律改鑄「大清銅幣」。

另據光緒三十一年（1905）七月二十二日《財政處慶王奕劻等折》奏稱，「（戶部造幣總廠）所造三品之幣，其文曰大清金幣、大清銀幣、大清銅幣，通行天下以歸一律」；「銅幣計分四種，大者重四錢，值制錢二十文；次重二錢，值制錢十文；又次重一錢，值制錢五文；最小者重四分，值制錢二文」(《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一輯，下冊，第814頁)。

顯然，這裡提到的銅元都是指乙巳紀年的大清銅幣系列。這一年總廠獲得400萬兩銀子的撥款，專門用來鑄造戶部新設計的銀幣、銅元。為了統一鑄幣於戶部總廠，在1905年還特別發佈命令，對地方各省廠提出幾條要求：

（1）各省現有之廠，不得沿用舊名，
應統名為戶部造幣分廠，冠以某省字樣，以示區別；

（2）各省現有之廠使用的舊式幣模，「應一律即行停廢，擬令各省局於未經頒到祖模之先，一律暫行停鑄」；

（3）各省應將歷年所鑄銅元數目，「查明自開鑄起共鑄出若干，現積若干，民間需用數目若干，並已經行銷州縣若干處，其購定物料銅斤未經鑄造者尚存若干，限三個月內先行據實報知財政處、戶部」； 

（4）各省應關閉那些尚未開始經營的鑄幣廠。（據《光緒朝東華錄》（四），5436頁。）

1906年，度支部又根據清理財政處的建議，制定了《整頓圜法章程》。其中主要規定有：

「銅元成色定為用九五紫銅，五厘白銅，願用聽錫一厘」；「重量定准：當二十者重庫平四錢，當十者重庫平二錢，當五者重庫平一錢，當二者重庫平四分」；「統一製造大清銅幣，由戶部頒發祖模，均與總廠所鑄一律，唯於正面加鑄省名一字，以便查考。每次鑄出，均須呈送財政處戶部化驗，並由財政處戶部隨時尊派要員前往稽查」；「各省所鑄銅幣，應令該省所設官錢公估等局，酌量市面情形定價，隨發隨收，持之以信」；「各省所鑄銅幣，不得大宗販運出省，若各省需用銅幣，可備價至總廠領取」等，此外還有諸如限制各省鑄造數目；購買鑄幣用銅必先報部；銅元與制錢在各省通用時，不得輕此薄彼，違者論處等等規定（轉引自邱思達編《中國近現代鑄幣圖說》，第13頁。中國書店，1991）

1906年的《整頓圜法章程》最大的收效是合併了大部分的造幣廠，由原來的24處合併為9處，然後保留的9家造幣廠除了昆明一廠產量較小之外，其他8家均屬於規模龐大、機器眾多、經驗豐富的大廠，所以全國的銅元鑄造量比此前有所下降，但市面流通量依然巨大，銅元價值一路下滑，無法遏制。加之私鑄、盜印猖獗，更使十文銅元的情形雪上加霜。

1908年戶部再下令各廠暫時停止鑄造十文，搭鑄「戊申」紀年的一文黃銅幣，這個命令在湖北、江寧、河南等省起了作用，大量「戊申」鄂、寧、汴一文投入市場，稍微緩解了一點十文的壓力，對十文的價值有所維持。

福建、四川等省也有鑄造，但僅屬於應付上級，敷衍了事的試驗品，市面流通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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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末年銅元迅速發行、旋即升值、數年又急劇貶值的危機，給清政府敲響了警鐘，使他們意識到了幣制本身潛伏的危機，不只是若乾貨幣品種的問題。

宣統皇帝登基後，準備重新制定幣制，廢除舊銅元，製造新銅元。1909年規定：擁有造幣之權的廠家，只有度支部所轄的天津造幣總廠、武漢、成都、昆明、廣州四處分廠，其他各地鑄幣廠應一律停鑄。

1910年發佈《幣制則例》再次重申：銀元、銅元的鑄造大權統由中央掌管；七錢二分制銀元定為主幣，經批准生產的銅元定為輔幣，未經批准的銅元應停止鑄造（據《度支部謹奏為鑄造國幣應一事權擬將銷所設銀銅各廠分別撤留所留之廠統歸總廠管理折》，《度支部幣制奏案輯要》，41頁。）

新法令最大特色在於正式提出設立國家本位貨幣制度，確立以銀幣為本位貨幣，銅元為輔幣，新式銅元以分、厘為單位，不再與制錢掛鉤。同一年造幣總廠鑄造了「宣統年造」大清銅幣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套幣，通行全國，準備統一發行，但由於種種原因，這套幣沒有大量鑄造，影響不大。 

1911年再設計相同圖案，但紀年改為「宣統三年」的一套幣，這套幣十分尷尬，與《幣制則例》的規定有出入，面值又後退到制錢的陰影之中，改為「二十文、十文、五文」三種，似乎永遠擺脫不了制錢的羈絆。 

然而歷史的車輪不會再給大清皇朝機會了，就在清政府窮思竭慮還想在制錢與銅元的道路上繼續掙扎的時候，辛亥革命的槍聲打破了所有的迷夢。宣統三年年底，革命軍佔領了武昌城，趕走了總督、巡撫，建立了革命的軍政府，宣告300年滿清皇朝的覆滅，同時也是2000年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終結。中國銅元的歷史又翻開了新的一頁。

三、民國開始地位下降向紙幣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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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統三年，也就是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新軍佔領了武昌城，趕走了總督、巡撫，建立起了革命的政權：革命軍政府。這一事件徹底改變了中國近代歷史的進程，結束了2000年封建帝制對中國的統治，對整個社會生活與觀念的震動極其深刻廣泛。銅元的設計與鑄造也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最早鑄造革命貨幣的造幣廠是江西南昌銅元局。

就在武昌革命發生不久，駐紮九江、南昌的江西新軍立即宣佈江西獨立，掌握了全省軍政大權，並佔領了造幣廠，著手製造紀念革命的新式銅幣「大漢銅幣」，幣面左右「辛亥」紀年，中間書「大漢銅幣」，正中刻「贛」字，下緣書面值「當制錢十文」，背面圖案是表示革命軍軍旗的粗壯的十八星圖。

這種幣明顯是直接依照前清時期的「丙午贛大清銅幣」鑄造的（江西的「大清銅幣」沒有其他年號），由於事出匆促，模具簡陋，鑄造不精，這種獨立特行、革命意味強烈的新式銅元很快就被淘汰了，但這種敢為天下先的革命激情與極為有限的鑄造量也使這枚銅元成為了中國近現代銅幣的珍品，其收藏價值與歷史意義無可估量。

1912年革命力量聯合起來，在南京宣佈成立中華民國臨時軍政府，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

百廢待興，貨幣的統一、設計、鑄造、發行很快就得到了孫中山先生的重視。1912年3月財政總長陳錦濤呈文，請設計發行新式革命貨幣，孫中山先生批復該文，正式提出了鑄造新式硬幣的標準和意義，原文如下：

「據該部呈稱，擬另刊新模鼓鑄紀念幣，就中一千萬元上刊第一期大總統肖像，流通遐邇，傳為美聲，其餘通用新幣花紋式樣亦應一率更改，請將花紋酌定，頒發各省造幣廠鼓鑄以資遵守等情前來。查幣制改良，新民耳目，自屬要圖。所請以一千萬元上刊第一期大總統像以為紀念一節，應予照準。其餘通用新幣中間應繪五穀模型，取豐歲足民之義，垂勸農務本之規。為此訓令該部即便遵照，速將新模印就，分發各省造幣廠照式鼓鑄可也。
此令 財政部長陳錦濤照 孫文 中華民國元年三月九日」（據「孫中山學術研究資訊網」公佈的手令原件照片釋讀）

這是有據可查的中華民國時期第一件關於鑄造新硬幣、改革舊貨幣的法令。法令頒布不久，中華民國的第一次參議院會議召開，會議決議以國旗五色旗與九星軍旗（內外各九星，一共組成十八星）分列左右，一同作為鑄幣圖案，鑄造「開國紀念幣」。

緊接著全國各地立即開始了「開國紀念幣」或「中華民國」字樣新式銅元的鑄造。江西在1912年放棄「大漢銅幣」之後。又改鑄了「壬子」紀年、中間無「贛」字的「大漢銅幣」，但也沒有維持多久，因設計陳舊、模具不精而停止，在購得新機器之後才開始設計大量生產「壬子」紀年的「江西銅幣」，背面是改刻得更為細膩、美觀的18星圖，沒有採納大總統頒布的「嘉禾」圖案。安徽也在1912年仿照江西試制過「安徽銅幣」，但沒有成功，未發行。

完全依照大總統令設計鑄造新式開國紀年幣的是武昌、南京兩個設備最全、革命中受損最少的大型造幣廠，武昌造幣廠主要生產楷書版的「開國紀年幣」十文，並試制有五文、二十文兩種樣幣，未發行。

南京廠初期被列為中華民國中央造幣廠，主要生產隸書版的「開國紀年幣」（各廠所造「開國紀念幣」品種請參考《中國錢幣》，2006年第1期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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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銅元很快通行全國，逐步在各地取代舊式銅元。此外不用「開國紀念幣」之名，而用「中華民國」國名、旗幟、圖案的省份有湖南（幣名「中華民國湖南銅元」或不書「湖南」）、河南（幣名「中華民國當十銅元」或「當制錢十文」）、山西（幣名「中華銅幣當制錢十文」）、廣東（幣名「中華民國元年一仙銅幣」）、福建（幣名「中華元寶」）、四川（幣名「中華民國元年四川銅幣」）、新疆（品種繁多、版式變化大，主要是「中華民國元年新疆通用當紅錢十文」、「二十文」等），這是民國元二年開始鑄造的一些情形。

在1913年之後，還有很多省份鑄造過新式銅元，比如天津（共和紀念幣等）、河北（張家口的口北造幣廠鑄有「中華銅幣」十文、雙枚）、安徽（安慶造幣廠在1919年前後鑄造「開國紀念幣」）、陝西（陝西一分、二分）、甘肅（開國紀念幣二十文、沙版銅元等）、雲南（擁護共和紀念50文、五仙銅幣等）、廣西（八年一仙）、貴州（黔字銅元）、奉天（東三省一分）等。

整個民國時期，四川鑄造銅元的時間最長、年份最多、面值最全、品種版式最複雜、產量最高、流通最廣。（詳見拙著《中國銅元分類研究》第14節，中華書局，2006）

廣西、貴州、奉天則僅有一兩種投入流通。最大面值的流通幣是200文，只有四川、河南大量鑄造發行。最小面值的是民國37年的半分。500文幣僅有河南軍閥在1930年前後鑄造過，未正式發行。

1912年3月，袁世凱在武力威脅與政治談判之下竊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當上了大總統。1913年7月鎮壓了二次革命，把北洋勢力伸向長江流域各省。同年10月，袁世凱派軍警脅迫國會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並取得列強的正式承認。

這個期間武昌造幣廠雕刻製作了一系列袁世凱肖像的十文銅元，其中一種鑄造了十萬枚投入流通，但遭到商民抵制，發行並不成功。此外1919年安慶造幣廠鑄造過當時的總統徐世昌頭像的十文，也沒有正式投入流通。

民國時期有頭像的銅元流通量最大的只有兩種：雲南鑄造的唐繼堯像「五十文」、甘肅鑄造的孫中山像「伍枚」。
民國政府雖然成立，然而政權不一，各地軍閥勢力割據自雄，戰亂頻仍，軍需支出龐大，單純依靠傳統賦稅的盤剝已經很難滿足新軍閥的需求。

在這種各自為政、中央集權無力的情況下，全國各地紛紛整修舊有造幣設施，或新建造幣廠，無限制地大量鑄造新式銅元，有的甚至直接利用前清遺留的龍版銅元模具，繼續鑄造「光緒元寶」或「大清銅幣」。

這時期銅元重量、成色參差不齊，毫無標準可言，造成了幣制混亂、幣值迅速下滑，老百姓陷入比前清時期更深重的貨幣危機之中，也給中央政令的統一造成了嚴重的干擾。然而這一切在當時條件下都是無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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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袁世凱竊取總統大權之後，中國進入北洋政府統治時期。 北洋政府修復了辛亥革命中被亂兵劫掠焚燬的天津造幣總廠，準備作為北洋政府的中央造幣廠。

1914年2月，北洋政府公佈新的《國幣條例》，正式規定銅元為輔幣，由天津造幣廠鑄造二分（重二錢八分）、一分（重一錢八分）、五厘（重九分）、二厘（重四分五厘）、一厘（重二分五厘）五等紫銅元（原料配比為銅95%、錫4%、鉛1%）配合主幣流通，其他地方僅允許奉天、南京、武昌、長沙、成都、廣州、雲南、重慶等地七廠二局存在。

新《條例》特別強調「國幣之鑄發權，專屬於政府」，因此裁撤了全國一半以上的銅元局廠，並規定袁世凱頭像的一圓銀幣為「國幣」。

五等幣中只有二分、一分、五厘三種於民國五年發行，其中二分僅有少量樣幣，這套幣均為中間圓孔，既區別於南方革命政府的「開國紀念幣」類型，又多少保留一些舊制錢的遺跡。

這類幣由於北洋軍閥政權的不穩定性，以及南方不少地方當局出於自身利益的抵制，因而發行不廣，並沒有能夠取代南方革命政府發行的硬幣。只有銀幣「袁大頭」逐步取得了穩定的地位，佔領了以前外國銀幣在中國的市場。

《國幣條例》的頒布，短時期內結束了全國各地混亂無序的鑄幣現狀，為國家貨幣政策的進一步改革作出了一定的歷史貢獻。

1916年袁世凱冒天下之大不諱稱帝自為，改元「洪憲」，湖南、新疆當政者趨炎附勢，聞風而上，特別鑄造了「洪憲元年」當十銅元（湖南）、「當紅錢十文」（新疆）。

然而僅僅83天之後，竊國大盜袁世凱一命嗚呼，當初造幣奉承的湖南、新疆主政者又趕緊改鑄「中華民國」年號的銅元，徒留歷史的笑柄。

1927年北伐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掌握全國政權，定都南京，地方軍閥勢力日益衰落。1928年召開了全國經濟會議，整理金融貨幣，出台了《國幣條例草案》十四條，規定在金本位未實施前，暫以純銀庫平六錢四分零八毫為國幣之本位，定名曰圓。輔幣規定若干，其中銅幣有一分和半分兩種，成分均為銅九五、錫四、鉛一。這次會議正式提出「上海造幣廠應於最短時間內成立，半年以內必須開工，鼓鑄新銀元定為國幣」。銅元在貨幣發行體系中地位逐步下降，政府主導貨幣逐漸轉向紙幣。

四、因廢兩改元而流通減少致衰落

1933年廢兩改元，上海造幣廠開始發揮中央造幣廠的功能，大量鑄造孫像帆船一元主幣，新式銅輔幣的鑄造則一拖再拖沒有立即鑄造。

但北方的天津造幣廠卻鑄造發行了和1916年圓孔系列一致的「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分、一分、五厘三種，大量投入流通，被南京政府默認為法定輔幣。

期間全國不少地方也未遵守國家法令，依然採取各種手段，鑄造發行了多種地方版的民國銅元，比如：河南50文、百文、500文；雲南一、二、五仙，新疆紅錢十文、二十文等。

這種情況的出現是蔣介石軍閥獨裁政權的本質所決定的，蔣介石本人也不得不經常感歎「政令一出都門跡近廢紙」。

但總的來說，1933年廢兩改元之後，全國大部分地方的銅元流通已經十分稀少，各地小軍閥、紳商勢力爛鑄之風也已基本絕跡。對國家貨幣的統一是起了一定積極作用的。

1935年，隨著國民黨政權統治基礎的逐步穩定，進一步開始了統一幣制、調控金融、消除貨幣舊制度的行動。當年規定禁止一切地方鑄造銅元，只有上海的中央造幣廠有鑄幣權，並開始鑄造一分、半分兩種古布圖銅元，作為法幣的唯一銅輔幣流通。

以後這種幣逐年鑄造發行，計有24（樣幣）、25年、26年、27年、28年、29年、30年、37年七個年份。法幣的推行，「分幣」銅元的發行，正式取代了在中國流通數百年的制錢及其制度，使自光緒末期以來延續了近半個世紀的輔幣混亂狀態得以基本結束。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上海淪陷，中央造幣廠內遷重慶，暫時停止了鑄造硬幣。隨著戰爭的深入持久，中國國民經濟幾乎崩潰，大量的物資被日寇掠奪，物價飛漲，民生極為艱難。本已絕跡的各種各樣新舊銅元又被拿出來流通，但很快又被日寇搜刮而去，剩餘不多的也被政府收購用於軍需鑄造。

於是全國各地市面銅元逐漸被淘空，也從根本上使銅元這種身份特殊、經歷坎坷的銅幣退出了流通領域。
當然，極少數地方，比如雲南、西藏等較少遭受戰亂、未受日寇直接軍事侵略的地區，銅元的行用還是延續了較長時間的，西藏地區的銅元鑄造與使用因其特殊情況，甚至延續到了1953年。

新疆雖然也未受到日寇的直接侵略，但新疆地方當政者的種種倒行逆施，還是在30年代初法幣政策出台前後毀掉了曾經很有信用的銅元，出現了面值高達60億元的紙幣，也算民國貨幣史上的奇跡之一了。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也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為了革命事業鑄造過不同面值、種類的銅元，時間在1931年到1934年之間。

鑄造銅元的根據地有中央根據地（幣名「中華蘇維埃」，面值有一分、五分）、鄂豫皖根據地（幣名「皖西北蘇維埃造」或「皖西北蘇維埃造幣廠」，面值有二十、五十兩種）、湘鄂西根據地（幣名「湘鄂西蘇維埃政府一分」）、川陝根據地（幣名有「川陝省蘇維埃政府造幣廠造」熔鑄版200文、「川陝省蘇維埃造」500文和「川陝省蘇維埃」200文三種）。 

蘇維埃系列銅元是中國革命鬥爭的鮮明證據，是中國銅元的奇葩，是中國近現代貨幣體系中的獨特分支，她是由於革命鬥爭本身的需要而出現的，是伴隨著血與火產生的，她的出現，以另一種鬥爭方式在金融貨幣戰線展開了對敵鬥爭，並在中國革命最艱苦的年代見證了全部的歷史，在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結束後，也歷史地結束了自己的使命，成為了珍貴的革命文物。

蘇維埃造幣廠舊址

由於蘇維埃銅元鑄造條件極為艱苦，外觀不夠精美，材質與鑄造工藝也不高，因此流傳到現在的少量，是不能用一般的品相眼光來看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