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陽陵虎符

　　青年時泡在美院圖書館，翻到羅振玉編的《歷代符牌圖錄》二卷（前後編）一冊，影印一大堆拓片，收錄各式古代令牌、腰牌、虎符、魚符、龜符合共計90多種。有的還拓正反面，共有一百十多面。當時我在做書法史研究，專注於碑誌石刻拓墨大件，對這些小件的“符”和“牌”的形制和文字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以為是羅王大師們做學問無聊了編著玩玩而已。

秦陽陵虎符拓本

　　“符”的使用具有官方背景 

　　後來興趣轉向金石學。必讀的第一部工具書，即是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長馬衡著的《中國金石學概要》，其中在第三章[歷代銅器]中列1「禮樂器」、2「度量衡」、3「錢幣」、4「符璽」、5「服御器」、6「古兵」六大類。符牌屬於第四類，而且是以符牌與璽印同列。共分為“符”、“牌”、“券”、“璽印”、“封泥”五類。這才知道，原來在馬衡先生的心目中，符牌不僅僅是玩玩而已，它在馬氏“金石學”的學科大盤子裡，是有“戶口”的，是金石之“金”的一個門類——當然它是小門類。 

　　再後來，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學術興趣廣泛，對古錢幣學很癡迷。戰國秦漢貝布刀錢，唐宋通寶，也能說出個子丑寅卯。還買過一部丁福保編的《古錢大字典》，每天像讀小說一樣津津有味逐頁讀過去。又因陸維釗師命攻宋代書法史，想想錢幣上的“大觀通寶”乃是古錢之美的極品，但研究既多，毋賴我輩再疊床架屋。偶然發現南宋初高宗時曾發行過“錢牌”，不是幣而且並無廣泛流通性，但又有貨幣憑證功能，特定時代可代錢。於是查閱《宋史》《宋會要》尤其是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寫成《南宋臨安府錢牌的緣起及其性質》論文。在錢幣學領域，這樣的選題當然不算主流而是邊緣，但至少是帶著問題，發人之所未發；在我的青年時代也算是一種學術上刨根問底的樂趣了。而這個“臨安府錢牌”，即是我們希望討論的古代符牌之“牌”。 

　　符牌是一個統稱。“符”的使用更具有官方尤其是軍國背景。比如“虎符”就是調兵憑證，皇帝與領兵將帥各持一半，“合符以徵信”，所以又叫“兵符”。而“合符”取證之行為，亦成為今天常用漢語中“符合”一詞的根本由來。又以《史記》中著名的“信陵君竊符救趙”的典故中，作為關鍵憑證信物的“符”，成就了信陵君令後世千秋傳頌的一代功業。而“魚符”“龜符”自隋唐以後，逐漸成為宰相大臣們出入宮禁的憑證。成為一種合法身份識別的標誌。相比於“牌”，顯然“符”更權威而莊重，兩漢至唐以前多見。其後元明清則多見“令牌”“腰牌”，如明代錦衣衛六扇門東廠劍士刀客例佩“牌”以示身份；清代大內侍衛也皆有出入宮禁的“御牌”。這些場面，在今天的電影電視中都可以輕鬆看到。

　　羅振玉編《歷代符牌圖錄》 

　　羅振玉收藏之中，以秦虎符為最高：“秦甲兵虎符”歷來被引為虎符的典型樣本。其次則推“漢桂陽太守虎符”“漢常山太守虎符”，羅氏註明皆原藏於濰縣陳介祺處。 

　　《歷代符牌圖錄》有羅振玉序，羅氏自言：“由秦逮金，得符五十有二；又遼金至明之銅牌，亦巡符、佩符類也，得墨本十有八，附益之……皆取墨本精印，纖毫畢肖，可徵信傳後。至於考證，別為一錄，嗣有所得，當再庚續。復論次前著得失，以示來者，考古之士，倘有取乎？” 

　　最有趣者，為此序之落款，曰“宣統六年九月上虞羅振玉書”。本來“宣統”只歷三年（1911為止），辛亥革命起，王朝覆滅，進入民國。何來“宣統六年”之說？實在是因為清帝雖退位，但眾多舊朝大臣尚書侍郎成為遺老，不認新朝，仍奉“宣統”為正朔以示忠於舊主。這樣才有了一個奇怪的“宣統六年”，實應是民國三年即1914年，羅氏才編成此書也。而更據史載，其書之出版也分歷二期。[前編]於民國三年1914面世，[後編]則為民國五年1916年出版。 

　　其實在羅氏之前，符牌已經引起金石學家們的注意。如清代瞿中溶（木夫）有《古虎符考》一卷；翁大年（叔均）有《古兵符考略》，但以羅振玉眼界之廣、收羅之細，卻都找不到瞿、翁原文，遂有羅雪堂感歎當依靠自家考證著論來立言。至於收錄符牌圖形成拓者，更是自宋即有，如宋人《續考古圖》有收“漢濟陰虎符”、“唐廉州魚符”。明顧氏《印藪》卷首亦收“虎符”、吳氏樹滋堂刊《秦漢印統》亦有收錄。但都是在金石著錄或印譜中中插入一二頁而已，並非符牌專書。以此論之，羅振玉《歷代符牌圖錄》，可推為是此中的開山之作。 

　　馬衡的“符璽”同節，是從對外社會功用出發，取“徵信”之意。而羅振玉的“符牌”同列，是從對內的性質劃一出發，先符後牌，重其自身的承傳流變。至於錢幣學介入，如南宋“臨安府錢牌”，是極個別的案例。錢幣之有貝貨刀布到圜錢，是一個大趨勢。“錢牌”之出，其實和宋代交子會子的紙幣出現一樣，皆是為臨時權宜而設。若論其通用性，是無法攀援於上古到中古、近古的“兵符”“令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