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刻“華羅庚印”

　　20世紀上半葉，聞一多先生從清華留美學生的優秀典範、新月派的中堅詩人，轉變為西南聯大的學者教授、中國民主同盟的早期領導人，特別是在西南聯大執教期間，為紓解生活困難，他自謀生計，掛牌擺攤，刻章治印，貼補家用，留下了“文字是我鬥爭的武器，刻章刀是我掙錢養家的工具”的錚錚之語，凸顯了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中所讚譽的“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聞一多刻孫毓棠印

聞一多伏案篆刻

聞一多自刻印及邊款“時在西南”“聯大家驊”“甲申秋”

　　聞一多自幼喜愛繪畫，赴美留學時主攻美術，回國後研究甲骨文、金文與文字訓詁，擅長楷隸，小篆別有風致。1927年5月，他在好友潘光旦家中閒居無事，操刀鐫刻了一枚“勝殘守闕齋藏”的藏書章，並為梁實秋刻下閒章“談言微中”。初次操刀，即受推崇，於是樂此不疲，甚至連自己熱愛的繪畫與詩歌都擱置一旁。他寫信給饒孟侃：“說起來真是笑話。繪畫本是我的元配夫人，海外歸來，逡巡兩載，髮妻背世，詩升正堂，最近又置了一個妙齡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竟能寵擅專房，遂使詩夫人頓興棄扇之悲。”不失詼諧和風趣。 

　　1938年4月，西南聯大在昆明成立。隨著抗戰不斷升級，昆明經濟凋敝，貨幣貶值，物價飛漲，教授們的生活急劇惡化，窘迫不堪。聞一多全家老少八口（夫婦倆加上五個兒女和一個保姆），開支大，薪水不足以養家，餐桌上每天都是白菜豆腐，他無奈地把僅有的一件皮大衣送去寄賣行，把北平帶來的幾部古籍賣給學校圖書館，換錢買米。目睹聞一多每況愈下的苦難生活，朋友們慫恿他以“治印”謀“開源”之道。聞一多思慮再三，欣然接受了大家的建議，篆刻印章，添補用度，他對夫人高真說：“我還有一雙手，別的勞動不會，刻圖章的力氣還有呀！” 

　　浦江清教授特意撰寫了一篇文采斐然的駢文《聞一多教授金石潤例》：“秦鉥漢印，攻金切玉之流長；殷契周銘，古文奇字之源遠。是非博雅君子，難率爾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點畫而成趣。浠水聞一多教授，文壇先進，經學名家，辨文字於毫芒，幾人自己；談風雅之原始，海內推崇。斲輪老手，積習未除，占畢余閒，游心佳凍。惟是溫黁古澤，僅激賞於知交；何當琬琰名章，共榷揚於藝苑。黃濟叔之長髯飄灑，今見其人；程瑤田之鐵筆恬愉，世尊其學。爰綴短言為引，公定薄潤於後。”校長梅貽琦獲悉後，與馮友蘭、朱自清、潘光旦、蔣夢麟、楊振聲、羅常培、陳雪屏、熊慶來、蔣寅清、唐蘭、沈從文等11位教授相出援手，具名推薦。 

　　1943年秋，聞一多委託昆明城內青雲街、華山南路、正義路上的多家筆墨店，在顯眼位置張貼治印啟事和潤例，並代收印章。自己則備了一張桌子，在街頭擺起地攤，鐫刻圖章。據吳宗濟在《補聽集》中披露，當年他在昆明中央研究院語言歷史研究所任職，親眼看見聞一多在路旁鋪了一塊舊布，上面放上十幾方圖章石和刻章，盤膝半蹲半坐在小板凳上，他不敢驚動聞一多，低著頭匆匆而過。數日後，慕名求印的市民接踵而至，絡繹不絕。但印攤擺了沒多久，聞一多就被朋友們勸了回來，讓他在家裡“設點”治印。 

　　聞一多刻印，專心致志，廢寢忘食，但究竟刻了多少印章，已無從統計。不過，自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的兩年多時間內，僅印譜上就留下了1400多方印，接近每天一方。而其潤例，最初是石章每字100元、牙章每字200元，後來因物價上漲相應改為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1944年4月，又改為石章每字600元、牙章每字1000元。1945年3月，潤例調整為石章每字1000元、牙章2000元，最後又定為：“石章1200元，牙章每字3000元，邊款每五字作一字計，過大過小加倍。” 

　　聞一多治印，操守極嚴。國民黨雲南省黨部書記、代省主席兼民政廳長李宗黃，好附庸風雅，請聞一多刻印，許以豐厚潤例，他斷然拒絕。可是，當和平民主運動組織需要印章時，聞一多分文不取。1945年10月，西南聯大成立時代評論社，出版《時代評化》週刊，他連夜趕刻了一枚“時代評論社章”，邊款為“評論社成立之夕，吳晗捐石，聞一多刻印。卅四年十月二日昆明”。據考，這是聞一多傳世的唯一隸書印。聞一多犧牲前一月還熬夜為民盟雲南支部趕刻了4枚應急用章。 

　　馮友蘭、吳晗、浦江清、朱自清、吳有訓、葉公超等許多西南聯大的教授，都得到過聞一多篆刻的名章或藏書章。贈送給華羅庚的印章，邊款為“甲申歲晏，為羅庚兄制印兼為之銘曰：頑石一方，一多所鑿。奉貽教授，領薪立約。不算寒傖，也不闊綽。陋於牙章，雅於木戳。若在戰前，不值兩角”。華羅庚視若珍寶，30年後仍能完整地背誦下來。而為好友孫毓棠篆刻的名章亦別有意義，其邊款“忝與毓棠為忘年交者十有餘年。抗戰以還，居恆相約，非抗戰勝利結束不出國門一步。頃者強虜屈膝，勝利來臨矣，而毓棠亦適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挾勝利以遠遊異域。信乎？必國家有光榮而後個人乃有光榮也！承命作印，因附數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為惜別之紀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於昆明之西倉坡寓廬”，真實地刻畫了他與華羅庚、孫毓棠之間同患難、共甘苦的深厚友情，以及高度統一的愛國熱情，傳為印壇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