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牆，作為防禦性的障礙建築，由牆體和其他輔助軍事設施共同構成。早期的城牆多為夯土材質，後期用土木、磚石等材料共同構成。至漢晉時期，少數地區開始使用城磚包砌土城的作法；自南宋以後，由於戰亂頻繁，各地開始興起城牆，特別是到了明洪武年間，在明太祖“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政策指導下，全國大小州府縣興起了一波築城的高潮，人們所熟知的就有西安、南京等地。當然，也有少量的府城早在洪武以前就初見規模，亦不容小覷，這裡就有安慶城牆的身影。

圖1南宋“紹定壬辰”紀年磚及其局部拓片

圖4 “報恩觀”銘文磚拓

圖3 “山谷”銘文磚拓

圖2 “鴨兒溝”銘文磚拓

　　安慶府城始建於南宋末年，史稱“宜城渡新城”，北屏龍山，南臨長江，是扼守長江下游沿線的戰略要地。城垣曾長期飽受戰亂和水患影響，屢有興廢，增葺不減。近代以來，由於城市生產建設的需要，大部分城垣被先後拆除，現存西段和北段兩處殘垣。拆卸下來的城磚或用於基建，或進入公私收藏的視野，特別是銘文城磚無疑成為共同關注的焦點。 

　　所見的安慶城磚磚文內容涉及廣泛，時代多有不同，約百餘種，按磚文內容可分為紀年、記地、職官和寺院宮觀四類。磚均呈長方體，多為泥質灰陶或黑衣灰陶，磚體質量多有不同，或疏鬆或堅固，磚體均有不同程度的剝蝕或殘損，磚文多模印或戳印於磚體的側面。 

　　圖1所示南宋“紹定壬辰”紀年磚，泥質灰陶。磚體三面皆有楷書體模印文字，“紹定壬辰”“太平西窯”“知府監簿趙希袞”，分別代表紀年和燒造地點以及職官姓名。依據磚文提供的信息可知，組織這次修城的是時任安慶知府趙希袞。關於趙希袞其人的記載史料語焉不詳，但據清人考據可知，趙希袞，號止泓，字君綽，是南宋時期的宗室貴族，今轄境天柱山山谷流泉處尚保存有多通趙氏任職安慶時期的摩崖題刻。趙氏在任期間，尚處於宋金兩國對立時期，但未發生較大戰事。由此分析可知，此磚是南宋紹定五年（1232）安慶知府趙希袞鑒於宋金雙方戰事平穩，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城牆修築工程時所燒造的。 

　　圖2這塊名為“……年鴨兒溝……”的記地磚，黑衣灰陶。磚體殘損嚴重，文字不甚清晰。其中的“鴨兒溝”應指的是燒造地。民國《懷寧縣志》記載：“今城磚大半載有天啟二年（1622）黃石磯、鴨兒溝等處造並陶人姓名。”另據清康熙《安慶府志》：“天啟癸亥（1623），知府陳鑣、通判歐陽騰宵，大加修葺。”因此，此磚亦是在明天啟二年（1622）安慶知府組織修築城垣行動中所燒造的實物。 

　　除了官府監製或組織燒造的城磚外，宗教場所建築用磚，即寺院宮觀磚也是安慶城牆磚的一大特色，且數量巨大。圖3所示“山谷”銘文磚，即指唐宋時期的“三祖山谷乾元禪寺”，也就是禪宗第三代祖師僧璨大師的道場——潛山三祖寺。磚文為隸意楷書，頗為拙樸。還有圖4這塊“報恩觀”銘文磚，磚體略有殘損，為泥質紅陶，楷書磚文不甚清晰。按明代天順《安慶郡志》記載：“報恩觀，在（潛山縣）治北六十里。宋道士黃思恭創。” 

　　有人不禁會問，為什麼如此龐大的寺院宮觀磚會用於安慶城牆的修築呢？這是因為南宋末年，安慶地處國境邊界，長期受到北方金國和蒙古（元）國的安全威脅，並被迫數次遷移府治，而宗教場所亦是人去樓空，荒廢不堪。直到景定元年（1260），在沿江制置使馬光祖的組織下，拆除了原潛山舊城，並將舊城的城磚，連同廢棄的寺院宮觀磚，一併運至位於長江邊的宜城渡，並利用長江沿岸天然的地理優勢，共同構築“宜城渡新城”。建成後的新城周長九里十三步，城門七座，經過歷代王朝不斷加固修葺，安慶也迅速成為扼守長江下游的戰略要衝和軍事重鎮。城牆的興築同時也帶動了安慶城市格局的發展，最終形成今天的老城區的基本面貌，府治近八百年均未有改變。 

　　總之，城牆磚文真實地記錄了安慶城市發展歷程的每一個關鍵節點，其不僅印證了歷史文獻記載的真實性，也填補了部分文獻的缺失和不足，並為文物的斷代提供了重要依據，是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具有重要歷史研究和文物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