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和王世襄兩個人是發小，說得文雅一點就是總角之交。兩個人在家世及經歷方面差不多，但愛好卻不相近。除了他們共同的文物方面學問之外，朱先生喜歡戲曲、書畫之類；王先生比較好動，喜歡熬鷹走狗、蓄養秋蟲，對蟋蟀、鴿子以及古琴、木器、文玩雜項諸類都有獨到的研究。

1959年冬，朱家溍（後排左一）及其母親和王世襄（後排右一）在一起合影

　王世襄和朱家溍同是1914年生人，家境相近，而且是發小都是玩心極盛，「玩之餘則以學文」但是他們都格外認真，後來都成為故宮鑒定專家和收藏大家。
王世襄初入大學時，耽於嬉戲，幾乎導致退學。朱家溍連考兩次理工課專業，未能錄取。在各自的家庭裡，他們都不是最出色、最有才氣的那個孩子。抗戰軍興，年輕人不願做亡國奴，他們二人都分別去了後方，勝利後，先後復員回北平，又先後進了他們早就發誓終生相許的故宮博物院。
王世襄和朱家溍不願回首的1950s
天有不測風雲人，1951年11月，故宮博物院停止工作，進入全院學習階段，「三反運動」開始。

1952年7月與王世襄、李鴻慶、楊宗榮、趙啟順、曾廣齡、崔儀、趙廣元等人同時被關進看守所
到1954年4月1日，管理人員宣佈釋放回家。
1957年，王世襄成了右派，1962年，又有一個「右派改正」，說是給部分右派摘掉帽子，儘管在上級組織那裡，他們仍然被叫做「摘帽右派」，但畢竟是絕境中的一線希望。
20世紀60年代中期，王世襄和朱家溍分別隨故宮博物院和文博研究所下放到湖北咸寧五七干校，王世襄在七連，朱家溍在九連。
王世襄和朱家溍這一段經歷對於兩個人來說都是一個難以釋懷的結。王世襄先生直到晚年都不能提這個事，一提到就義憤填膺，直到晚年都過不去。但是朱先生說到這個事的時候卻是泰然自若。其實他也不大愛提1952年那些事，但是提到時也就是一種很詼諧的態度。當然，他心裡也有痛苦，但表面上卻能一帶而過。

朱家溍先生和王世襄先生在中年時趕上很多次政治運動，再加上學院派學者對他們的不認可，所以他們在各方面境遇並不是很好，但是他們的晚年卻非常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