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任氏家族墓是上海市青浦區重固鎮高家台任仁發家族墓地，於1952年進行考古發現的，考古發現了大量宋代官窯瓷器和元代樞府窯」卵白釉瓷器。
任氏墓地出土的瓷器計有南宋官窯、景德鎮青白瓷和卵白釉瓷，以及龍泉青瓷。其中，出土的南宋官窯、景德鎮卵白釉瓷十分重要，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和學術研究價值。龍泉青瓷中也有較為精美之作。

　　1.任氏墓出土的宋官窯

　　任氏墓出土的瓷器，可以說是上海地區歷年來瓷器考古的最重要發現。而其中的8件宋官窯瓷器，包括4件膽瓶、2件貫耳瓶和2件香爐，是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珍品。

　　元代，常見瓶、爐組合，即香爐和瓶一對，組成三供，以後，則增加一對燭台組成五供。元代墓葬和窖藏發現的通常是三供，如江西萍鄉市福田鄉下石村窖藏出土青花香爐和花瓶一對，四川三台出土有青花香爐和花瓶、湖北武穴舒氏娘墓出土青花香爐和青白瓷雙耳瓶一對，湖南常德出土香爐和花瓶。還有未經正式發表的安徽繁昌窖藏出土的藍釉三供器也是如此。此類組合，當作為祭器與供器使用，相關墓葬及出土器物用途，學界研究較多，筆者也已有論述，此處不再贅述。任氏墓出土的8件官窯瓷器，初看似乎也是供器，但事實是否如此，仍然值得討論，因為器物的數量不完全配套(這也有可能是盜掘的結果)，同時，貫耳瓶在當時是文人休閒遊戲時的「投壺」樣式，多供遊戲擲箭之用，未必是供瓶。

　　任氏墓的這8件瓷器之所以引人矚目，是因為它們被視作南宋官窯的產品。宋官窯瓷器的流傳和收藏，歷來都在宮廷系統中進行，即使朝代更迭，舊王朝的物品也多為新政權接管。只有特殊時期，才會出現外流現象，如清王朝被推翻以後，清宮文物被推翻的皇帝偷運出宮等等。因此，民間實際上很少發現這種器物的流通。正因為如此，任氏墓這8件官窯瓷器的出土，顯得較為特別，甚至有些神秘。

　　當然，對這8件瓷器的認識上，不完全是統一的，這涉及南宋官窯的認定問題。

　　目前可以推定為南宋官窯的，有郊壇下與修內司官窯兩處。郊壇下官窯，是一座沒有爭議的宮廷自置窯場，對南宋修內司官窯的看法則稍有爭議。1995年，杭州老虎洞村附近被暴雨沖刷，暴露出一處窯址，後經正式發掘。絕大多數學者認為老虎洞窯就是文獻中的南宋修內司官窯，也有的同意是南宋官窯，但不是修內司官窯，當然，也有學者認為是元代的窯場(續窯)。幾年前，老虎洞窯出土刻有「修內司」文字的窯具——蕩箍，雖然蕩箍發現於元代地層，但測試者通過對30多片老虎洞窯瓷片標本進行測定後指出，「南宋時釉的配方為石灰釉配方，而元代層釉料配方發生改變，轉變為石灰鹼釉配方。」 測定結果「蕩箍的釉為典型的石灰釉」，在對胎體分析中可見「蕩箍殘片的胎體成分都和南宋層的青瓷片聚在一起，而和元代瓷片相差較遠，再次說明這件蕩箍的確為南宋時代的產物」。蕩箍的出現為確認修內司官窯增添了新證據，科學測試結論也重申了老虎洞窯是修內司官窯的確切性。目前，多數業內人士至少認同，老虎洞窯是南宋時期的官窯。

　　回到任氏墓出土的這8件作品，從其胎釉質地，及製作工藝觀察，它們具有明顯的南宋官窯風格特點。雖然無法肯定它們是由杭州南宋郊壇下官窯燒造，還是老虎洞修內司官窯製作，但其官窯屬性依然可以肯定。雖然這些器物是在元代的墓葬中被發現，但後世墓葬發現前朝物品還是十分正常的。所以其燒造年代仍可能屬於南宋，目前沒有明確的證據證明這些器物屬於元代燒造。由於在一座墓葬中發現了8件這樣的器物，因此墓主人的情況顯得頗為重要。這些器物來自任明墓，從前文考證的任明生平及其職官看，以任明的官銜和地位，擁有如此貴重的物品，是很合理的。因為這樣的人物，可能更有機會接觸到上層乃至皇家貴胄，他們得到高檔瓷器的可能性也比一般人更大。或許把這種高檔瓷器作為陪葬品，是因為他生前喜愛這些物品，後人遵從其意願放入墓中。

　　2.元代卵白釉瓷器

　　卵白釉瓷器是元代景德鎮燒造的一個大宗產品，也是在宋元青白瓷基礎上出現的一種新穎製品。任氏墓出土卵白釉印花高足碗1件，折腰碗2件，雞心碗2件，敞口碗2件，盤4件，戟耳瓶1件，三足爐1件，以及瓶座2件。

　　雖然最早的元代卵白釉瓷器，其燒造時間可能達到元早期，但元代晚期是其最流行的燒造時期。根據墓誌，任氏墓群中，除了任仁發墓外，年份最早的是1338年的任良佑墓，因此，整個墓葬的年代已是元代晚期。因此任氏墓出土的卵白釉瓷器，在那個時代絕大多數屬於當代產品，燒成後不久便用於陪葬。

　　任氏墓出土瓷器中，最耀眼的就是那一件雲龍紋暗花高足碗，這是一件十分精細的製品。以國內外卵白釉瓷器的發現情況看，似此高足碗這樣精美的製品，還是較難找到的。除了雲龍紋的精細和器物製作的工整細膩外，器內隱約可見兩個對稱的「樞府」字款，龍紋為五爪，顯示這件器物非同一般，似乎與其他大多數卵白釉器不是同一檔次產品。根據元典章的記載，這種五爪龍紋的器物，在當時是被控制使用的。

　　元代的卵白釉，又稱「樞府」瓷，在這批器物中，有部分帶「樞府」款，如2件折腰碗和4件盤，均在器物內壁印有「樞府」字款的。

　　「樞府窯」這一名詞出現於何時，目前不得而知，成書於明洪武二十年的《格古窯論》使用的是「御土窯」這一詞彙，此書的作者曹昭是松江人，任氏同鄉，他在書中談到：

　　「御土窯者，體薄而潤最好，有素折腰樣，毛口者，體雖薄(一作厚)，色白且潤尤佳，其價低於定器，元朝燒小足印花者內有樞府字者高，新燒大足素者欠潤。」

　　曹昭說的這種瓷器就是元代卵白釉瓷，後來被人們稱為 「樞府窯」。「樞府窯」這一名詞廣為古玩圈乃至文物界人士所接受。建國以後若干年，人們又基本把這種白裡閃青、略帶失透的鴨蛋青色瓷器都稱為「樞府釉瓷」。

　　樞府窯與樞府釉，其得名都與元代皇家的軍事機構——樞密院密不可分。樞密院，通常簡稱為樞府。因為這類瓷器上常見「樞府」款，被認為是樞密院的定燒器，故而稱為樞府瓷。過去，我們僅僅將此類瓷器定位在樞密院定燒上，現在看來是失之偏頗的。其他機構，如皇家祖宗影堂——太禧宗禋院，也定燒這樣的器物，國內外收藏中可見「太禧」款卵白釉盤，據《元史》載，「太禧宗禋院，秩從一品。掌神御殿朔望歲時諱忌日辰享禮典。」這類盤子，應當就是其定燒器。筆者曾查考過「太禧」款瓷器可能的燒造年代，在此不再贅述。另外，御史台也定燒這種卵白釉瓷器，1998年，揚州發現過青花款「憲台公用」卵白釉碗殘片，按憲台即御史台，這說明，當時定燒這種瓷器的不止樞密院一家。當然，從目前國內外發現的元代卵白釉瓷器來看，燒造最多的還是樞密院，因為很多瓷器盤、碗內印有對稱的「樞府」兩字，可見當時龐大的軍事機構樞密院確實定燒了大量卵白釉瓷器。

　　因為不同的機構都曾定燒這樣的器皿，所以「樞府窯」一詞似覺過於局限。現在，我們多將這種瓷器稱為卵白釉瓷，學界基本已習慣卵白釉瓷這一名稱。從一定意義上說，卵白釉瓷是宋元青白瓷與明代白瓷發展過程中的過渡產品。在色調上屬於白色，但最初無法克服燒成上的缺憾，難以燒成純白之色，因而成了這種特殊的失透狀的鴨蛋青色。元代青白瓷的氧化鈣含量為12%~13%，卵白釉則減少了5%~6%，這樣的配比成功燒成了這種非青非白的卵白色釉。

　　需要說明的是，卵白釉瓷器還是有不同的質量區別，就是「樞府」款器，也在質量方面大不相同，前述任氏墓出土高足碗就屬於十分精細的品種。在景德鎮，卵白釉瓷器以往多在湖田一帶發現，後來，出土這種瓷器的區域越來越多，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景德鎮巿區落馬橋(紅星瓷廠)、珠山中渡口(珠山區政府基建工地)、曾家弄以及風景路等基建工地，都先後發現過樞府類型的白瓷和青花、紅綠彩等瓷器，其中白瓷數量極大。1988年5月又在風景路(明御廠故址北端，即珠山南麓)發現包括卵白釉瓷、青花、藍地白花、孔雀綠地青花、藍地金彩以及孔雀綠地金彩等瓷器品種。

　　2013年，景德鎮考古工作者在落馬橋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大量宋元明清各朝代的瓷器標本，其中有不少製作十分精細的卵白釉瓷器。2013年11月，筆者前往景德鎮觀摩了出土的標本，細看之後，筆者認為，這次發現的卵白釉瓷器，堪稱歷年發現之最。希望卵白釉瓷器的相關問題，能夠借此發現，得到進一步的研究。

　　任氏墓出土的卵白釉瓷器，就為我們提供了一批很好的實物資料。除了有「樞府」款的器物外，有些器物的風格頗具時代特點，帶座瓶和香爐是元代卵白釉中最為典型的三供器物，兩件器物均早已調撥給南京博物院，此次回歸滬上展出，使展覽增添了不同風格的任氏墓出土瓷器。無論是三足爐還是帶座瓶，均屬具有時代特色的產品。

　　3.元代龍泉窯瓷器

　　任氏墓中還出土有4件龍泉青瓷碗和1件貼花三足爐。

　　經歷了兩宋時代的燒造，元代的龍泉窯逐漸褪去精緻細膩的製作特點，轉向粗獷厚重的品格。這與絕大多數元代瓷器風格轉變基本一致。任氏墓出土的龍泉窯青瓷就是這樣的實用器。碗類的口徑在15.1厘米至19.1厘米之間，是典型的實用器。從南京博物院借回的任氏墓出土青釉三足爐，高9.6厘米、口徑13.5厘米、 底徑12.1厘米，器身有印花花卉紋，製作質量較高。元代墓葬中，常見用這種三足爐陪葬，也是典型的三供器之一。

　　以上三種不同類型的瓷器，出現於青浦任氏墓群中。這三種瓷器中，官窯瓷器的出現是無可類比的，它代表著一種上層社會甚至頂層的器用類別。由於它的特殊性，因此，我們現在依然難以推測其基本屬性，墓主人或其家族如何得到這樣貴重的物品，又為何要葬入墓中。因為就整個元代而言，現在發現的官窯瓷器仍然屬於十分稀少，而且，已發現的器物也各不相同，有的地區發現的屬於跟這類官窯瓷器近似而不相同的元代哥哥窯甚至哥哥洞窯產品(如安徽元代安慶窖藏出土物、甘肅元代汪世顯墓出土物，還很可能包含明初南京汪興祖墓出土物等)。真正可以納入南宋官窯的器物較難見到。因此，任氏墓出土這幾件官窯瓷器依然顯得頗為神秘。卵白釉瓷器在各地考古發現中並不少見，但印有五爪龍的「樞府」款器不是普通官吏或文人都能得到的，因此同樣能凸顯任氏家族與皇家可能存在的某些關係。如任賢能墓誌記述「大德皇慶間，入覲進畫，賜金段旨酒」。就是與皇家有聯繫的證據，但當時是否受到瓷器方面的賞賜不得而知。而且，卵白釉的燒造高峰似乎還要更晚些。普通龍泉窯青瓷和其他粗製卵白釉器的存在，似乎又反映了當時任氏族人在器用方面的不同層次。

任氏家族墓的確切地點在現青浦區重固鎮高家台。共出土有六塊墓誌、三塊墓碑，有任仁發，其子任賢能、任賢德，孫媳欽察台守貞，其弟任仲夫之子任良佑、任明。

　　任仁發是元代名畫家和水利專家，聞名天下，有關他的情況，歷史文獻記載甚多，以明正德《松江府志》較為完整：

　　「任仁發，字子明，號月山道人，世居青龍，年十八中鄉試。元兵南下，平章游公見而器之，委招安海島，引為青龍水陸巡警官，累遷，都水監府境開江置閘，凡水議皆仁發主之。大都通惠河楊隱閘奔覆、會通河淺涉、汴梁黃河侵歸德府、杭之鹽官海塘崩陷，仁發皆嘗治之，具有績效。任守宰祀之。尤擅繪事，嘗奉旨入內畫渥窪天馬圖，寵賁甚厚。後以中憲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致仕。所著水利書十卷行於世。子三賢材，考城令賢能、涇令賢佐、南陵令。今人稱畫馬，曰：任水監蓋以藝掩其能雲。」

　　他曾經奉皇命進宮畫「渥窪天馬圖」，因而「寵賁甚厚」，這似乎成了這位松江人聲名卓著的主要原因， 當然，地方志纂修者認為，水利專家被他的名畫家身份所掩蓋。

　　任仁發墓誌的出土，使人們更加瞭解其生平，可與方志互補。當然，墓誌的敘述就事論事，有時更為簡略，如墓誌記述任仁發有二子，相關情況詳述不多。地方志則說他有「子三賢材，考城令賢能、涇令賢佐、南陵令」，三子皆成才，為朝廷命官。

　　其子任賢能墓誌，除記錄其先祖姓名職官等內容外，還特意記其「大德皇慶間，入覲進畫，賜金段旨酒」。此後一直入仕朝廷：「延祐初特除太常寺大樂署丞，轉將仕郎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廟灣場鹽司丞，升登仕郎淮安路鹽城縣主簿，又升承事郎秦家渡倉監支納，除平江路嘉定州判官」。墓誌載任賢能字子敏，元黃庚《月屋漫稿》，有「司丞赴北」以送別任子敏：「鞭影拖雲入帝京，少年正好作功名，不辭驛騎三萬程，白玉堂中揮翰墨，黃金台上被恩榮，何須折柳話別情。」 這裡的子敏應即任賢能，碑文謂其赴大都向皇帝進畫，實際上也可能是去任職太常寺大樂署丞。

　　任氏墓中的欽察台守貞墓，系任仁發之孫任士文之妻。任士文在文獻中有載，「至正十四年三月六日，奉諭煥著檢校王謙、照磨任士文……同游南山，諸公俾昧書於石屋洞，以識歲月摩崖。」其妻守貞生於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卒於至正十三年(1353)，色目人，是榮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完者都拔都之曾孫女。

　　任氏家族墓出土有任明墓誌，據墓誌載任明「字彥古，號雲山。後來過繼於姑家，遂改姓于陳氏。生於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卒於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此記載可聯想到《上海志》中記述的陳明，據記載，「陳勇任湖廣等處泉貨水監。陳明，字彥古，仕至中議大夫同知、贛州路總管府事，尋授嘉議大夫揚州路總管。致仕，賜爵穎川郡侯。」《松江府志》記錄得更詳細：「陳明，字彥古，上海人。湖廣等處泉貨少監，勇之子。仕至中議大夫同知、贛州路總管府事，請老授嘉議大夫揚州路總管。致仕。卒贈嘉興路總管，賜爵穎川郡侯。」兩文中提到的陳勇為陳明之父。據記載，「湖廣等處泉貨少監陳勇墓在青龍南」。

　　上引文獻中的陳明應即是任氏墓誌中的任明，墓誌與文獻記載吻合，過繼於姑家，改姓于陳氏，均字彥古，兩者不可能僅僅是巧合，應為同一人。我們之所以要深入瞭解其人其事，是因為任氏墓出土的南宋官窯瓷器，「根據調查材料，出土於任明墓中。」

　　任氏家族的名聲在外，從歷史文獻情況看，人們對任氏的記載較多，對任氏墓地的記載也不少，當然，主要是關於任仁發的。

　　據明正德《松江府志》記載，「浙東宣慰副使任仁發墓在駱駝墩。」又曰：「駱駝墩又呼落彈墩，在簳山北，任仁發墓在焉。」明萬曆《青浦縣志》也十分具體地指明：「浙東宣慰副使任仁發墓在駱駝墩四十五保四區凡七座。」還有一些文獻，也有類似記錄。

　　如此詳細的記載，使任氏家族墓的詳細下葬地點(或方位)長期暴露於世人視野中，歷經明清兩代及民國時期，兵荒馬亂幾百載，墓群被擾亂、被盜挖的概率顯然不會低。因此，除了任仁發墓早年就被盜、遺物散失外，其餘墓葬亦恐難倖免，甚至遭受不止一次的盜挖，大量名貴的物品早已不存。

　　令人欣慰的是，任明墓中的宋代官窯瓷器至今尚能完整無損。任氏墓群中，亦有不少元代卵白釉瓷器和少量漆器、金銀器、硯台存在，這些物品，共同見證了任氏家族的興衰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