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陶俑是使用彩繪的陶瓷，最知名的的唐代陶俑就是古董唐三彩，比如三彩馬，三彩仕女陶俑，唐三彩駱駝俑都是唐代精美的藝術品，也是我家國寶級古董。
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鼎盛時期。社會的安定，經濟的發展，為陶俑的製作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歐陽詢、虞世南、柳公權、顏真卿等書法大家創造出獨具特色的書體，使楷書成為後世宗仰的模範，吳道子當風衣帶，張萱、周昉羅綺仕女，類雪似銀的邢窯白瓷，”奪得千峰翠色來”的越窯青瓷，以及「唐三彩」的出現，均為陶俑的製作提供了良好的藝術氛圍，千姿百態、形象各異的陶俑。
唐朝陶俑的大量出現同當時的中外文化交流密不可分。異域的各種風物、衣飾、形象皆為唐人吸納，成為時尚，亦成為陶俑的表現題材，而厚葬風氣的日益興盛終於成就了唐俑的繁榮。故宮博物院所藏唐俑，或出自考古發掘，或出自收藏者的捐獻，其數量之多、內涵之廣，在國內博物館中佔有重要地位。
第一類：絢麗多彩的唐三彩俑
唐三彩是指將製成的陶坯燒到1100℃後重新上釉，二次燒窯而成的一種工藝。它以鉛為熔劑，配以銅、鐵、鈷等元素作著色劑，燒製出深淺不同的顏色。高宗、武則天時期，其顏色以綠、黃、赭、白為主。盛唐時期，唐三彩燒製達到頂峰，三彩俑數量眾多，胎質堅硬，釉色均勻，色彩鮮亮明快，造型多彩多姿，裝飾生動活潑。除前面所述幾種顏色外，藍彩大量使用。唐三彩使其成為這一時期陶俑的典型傑作。

第二類:陶俑與音樂、舞蹈、戲劇
唐朝政治穩定，經濟發達，國內各民族關係融洽，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外國與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音樂、舞蹈大量湧入內地，促進了這一時期音樂、舞蹈的發展。唐樂舞不僅廣泛吸收漢魏六朝以來傳統樂舞之精華，更重要的是融入了邊疆少數民族與異域樂舞之神韻，別創新聲。其獨邁千古，成為中國封建社會音樂、舞蹈的里程碑。唐朝還是中國戲劇（此時稱戲弄）的早期發展階段，我們從這一時期出土的戲弄俑中可窺中國早期戲劇之一斑。

　陶彩繪持琵琶女俑，唐，高34cm，寬7.8cm。
　　女俑梳雙螺髻，內穿襦衫，外披帔帛，下著及地長裙。站立，手持曲項琵琶演奏。

　　琵琶從西域傳來，其演奏技巧歷經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不斷普及、發展與提高，到了唐代達到頂峰。從廣義上說，唐代琵琶大致分為四類：第一類為秦漢子，或稱阮鹹。日本正倉院所藏唐代的阮鹹，為紫檀木質，外施螺鈿，紋飾精美，圓體修頸，四弦四軫，多柱，可視為典型代表。第二類為曲頸琵琶。頸短曲，轉折成直角或鈍角，近似瓢形，多為四弦四軫。第三類為五弦琵琶，也即古籍中所稱的五弦。其音箱形狀基本與曲頸琵琶相同，只是稍小於曲頸琵琶，五弦五軫。第四類介於秦漢子與曲頸琵琶之間，形體在圓與橢圓之間，音箱較大，頭部微向內卷收，四弦四軫。琵琶演奏多用撥，初唐時樂工裴神符開始以手彈，深得唐太宗喜歡，這種演奏方法被稱為?琵琶。從現有的文獻、文物資料分析，手彈琵琶始自唐初，它是對傳統演奏方式的一種改進。這種演奏方式在當時並不普遍，只有技藝高的人才能掌握這種技巧，一般樂工仍沿襲傳統，這就是多見撥而少見手彈的緣故。唐代產生了一大批名揚天下的琵琶演奏家，如曹妙達、曹善才、曹綱、康崑崙、段善本等，他們多來自粟特地區的曹國、康國等地（今中亞地區），唐代詩人岑參「涼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之句生動地描寫出「胡人」對琵琶的喜愛，由此也可見外族文化對唐朝文化影響之深刻。
　　此俑手中未見拿撥的痕跡，當採用手彈之法，可見其技藝高超。
第三類：陶俑與婦女生活
唐代婦女愛美，特別注重髮式新奇與面部修飾。這一時期婦女的髮式主要有半翻髻、雙環望仙髻、囚髻、拋家髻、驚鵠髻、螺髻、百合髻、圓鬟髻等。髮式之上插飾各種珠翠花釵、步搖、梳子之類。為追求新奇之美，唐代婦女常創造出新的髮式，有的高出面部兩倍以上，楊貴妃為標新立異，竟以假髻為飾。
畫眉是唐朝婦女美容的重要內容之一。唐玄宗曾命畫工繪十眉圖，士庶爭求新樣式，難怪新娘出嫁，要「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三綵女立俑，唐，高32cm。
　　女立俑頭髮綰（wǎn音晚）至前額上部，扎系成花形。內穿襦衫，外披帛帶，齊腰長裙下垂至地，鞋尖微露。釉色以綠、黃、白為主。
　　此俑站姿挺拔，神態端莊。
　　唐代的三彩釉陶是唐代陶瓷生產中的一支獨放異彩的奇葩，是我國古代藝術寶庫中的珍品。唐三彩雖是陶器，但與低溫釉陶有所不同，其胎體用高嶺土製成，釉料則用數種金屬氧化物（如氧化銅、氧化鐵、氧化鈷）為著色劑，以氧化鉛為熔劑，燒製出綠、藍、白、赭、黃等深淺不同的顏色。它分兩次燒成，先在1100℃的高溫下燒出素坯，而後在素坯上施釉，再經900℃低溫焙燒而成。

三綵女俑，高51cm，寬16cm。
　　女俑頭戴鳥狀冠，五官清秀，眉、眼墨繪。上穿半臂短襦，內襯窄袖衫，下著長裙，足登雲履。端坐於筌蹄上，手中持一小鳥。類似形象在西安王家墳村90號唐墓、西安西郊及洛陽等地均有出土。如王家墳村90號唐墓出土的三綵女坐俑衣裙與此像如出一轍，均為柿蒂紋，裙褶破數也相同，顏色以綠為主。唐代詩人皮日休「上仙初著翠霞裙」之詩句，所指應即此類長裙。持鳥的圖像在陝西乾縣唐永泰公主墓及西安南裡王村韋泂墓的石刻線畫中均有表現，前者立在貴夫人手背上，後者則由侍女所持，這些鳥都是供主人娛樂用的。由唐代壁畫、線刻、陶俑等資料分析，這類陶俑身份特殊，應是墓室中的女主人，人物衣著、形象也有可能是按真容塑造的。

唐朝婦女還講究面飾，所謂面飾，就是面部化妝。代表性的方法有額黃、花鈿等，額黃也稱月黃或鴉黃，因其在前額髮際塗黃粉或是在眉心畫月心而得名。花鈿也稱花子，它是用金銀珠寶等各種材料製成薄片，再剪刻成各種圖案及樣式，貼在額頭、眉心、兩頰等處。而 在服裝方面，則突出表現為衣胡服、著男裝、多坦露三個方面。
第四類：陶俑與中外文化交流
隋唐時期，中外文化交流頻繁，上至帝王，下到平民百姓，均以「胡化」為時尚，這除了統治者本身就有夷狄血統外，與當政者之政策、民族開放之胸襟也有關係。胡人」是古代漢人對西北少數民族的稱呼，並擴而大之，涵蓋中亞、西亞等少數民族與國家。由長安通向中亞、西亞以至於阿拉伯的絲綢之路是中國對外交通、貿易的重要紐帶，唐代時這條商路更加繁榮，商隊絡繹不絕。駱駝是商客的坐騎，也是托運物資的工具，被稱為「沙漠之舟」。墓中以胡人牽駝俑作為隨葬品，是對唐代現實生活的生動反映。這些被稱為胡人的外國人，大部分來自我國西北少數民族地區及西亞、中亞的波斯、大食等地，也有來自非洲的黑人奴隸。前者以經商為主，地位較高；後者多充任勞役，為牽馬、牽駝、勞作、供人取笑的侏儒等。大批胡人的湧入，給當時的衣、食、住、行帶來了變化。外來民族的風俗習慣融入隋唐社會中，極大地豐富了漢文化的內涵。我們從下面的作品中就可以領略到其風采。

三彩胡人騎駝俑，約盛唐開元年間（713年—741年），高74cm，長55cm。
　　雙峰駱駝站立在菱形托板上，昂首引頸，作嘶鳴狀，四腿肌肉起伏，如有彈性，四足前後錯落，似欲起步。駝背上坐一胡人，深目高鼻，絡腮鬍。頭紮帕頭，身著翻領、窄袖、開胯、過膝的胡服，下著褲子，腳蹬高靴。手扶駱駝前肉峰。肩上站立一猴，猴一爪扶俑頭部，一爪托腮，一副頑皮之相。除胡人面部敷白粉，五官、鬍鬚等墨繪外，其餘部分均施三彩釉。胡人和駱駝分別以深、淺的赭黃色為主色調，駱駝的頭、頸、四腿及駝峰的絨毛均施以淺黃色釉，駝背的披墊施以綠、赭、黃三色釉。
　　此件唐三彩作品出土於河南洛陽。人、駝、猴刻畫生動，三彩釉施釉勻淨無瑕疵，配色自然，清麗而不浮華，塑造藝術和三彩釉的燒製技術都達到了極其嫻熟的高度，顯示了我國唐三彩技藝之精湛。
　　此件作品中的胡人為西域康國人形象。唐代強盛，於西域（新疆）各地置都護府，使漢代開拓的自京都長安經河西走廊、直至中亞各國到地中海東岸的「絲綢之路」重新暢通。康國人善商賈，騎駝陶俑塑造了盛唐時西域康國人東來華夏的情景，表現了他們在我國經商之暇，戲猴、騎駝漫遊之情趣。
第五類：陶俑與狩獵風俗
狩獵風俗肇自遠古，最初出於人類生存的需要，並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成為人類食物的主要來源之一。伴隨著這種功用的日益減弱，狩獵逐漸成為一項娛樂活動。唐朝統治者有西北少數民族血統，衣冠制度沿襲周、隋。作為馬上天子的李淵、李世民父子，皆以善射出名。在帝王的帶動影響下，狩獵風靡華夏，成為時尚。唐詩中有許多關於這方面的描述，如王維《觀獵》：「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張祜《觀徐州李司空獵》：「曉出郡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雁落寒空。」陝西禮泉鄭仁泰墓、乾縣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中均有狩獵俑出土，且製作相當精美。
唐代狩獵盛行是人民自足、自信、自強的時代心態的反映，是大唐帝國蓬勃向上的真實寫照。燦爛多彩的狩獵俑正是這一文化背景的縮影。

            唐三彩騎馬狩獵俑，高43cm
　　三彩馬以褐色為主基調，足直立，微微前傾。騎馬者尖鼻深目，顴骨突出，兩鬢長髯，唇留八字須。其頭罩黑色帕頭，身著綠色翻領窄袖袍，足登烏皮靴，雙手作持韁之態，雙目凝視前方，似在尋找獵物，馬鞍背後蹲坐一犬。
　　唐朝統治者有北方少數民族血統，性喜狩獵，並以善獵為榮。狩獵不僅是其生活習俗的客觀反映，也從一個側面映襯出唐人自強、自信之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