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鄧窯青釉印牡丹紋大碗碗心

　　牡丹，花色艷麗，玉笑珠香，冠絕群芳，風流瀟灑，富麗堂皇，素有“天下絕無雙，人間第一香”的“花王”美譽，為和平、幸福、繁華、富足之象徵。歐陽修曾描寫宋人對於牡丹的鍾愛。他在《洛陽牡丹記》中說：“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說明宋代的牡丹由宮廷皇室已走進尋常巷陌。宋（金）元時期，瓷器工匠以籐蔓卷草般的枝葉串連，使結構連綿不斷，寓意“榮華富貴，生生不息。”

圖2 鄧窯青釉印牡丹紋大碗外壁

圖3 宋代耀州窯青瓷牡丹紋盤

圖4 元代鄧窯青瓷牡丹紋盤盤心

圖5 元代鄧窯青瓷牡丹紋盤外壁

　　圖1所示是北宋鄧窯青釉印牡丹紋大碗，口徑22、高6.5厘米，圈足外徑8、內徑7、高1.1厘米，釉厚0.1厘米。敞口，口唇稍厚，口下束收，圈足，灰胎，圈足褐色。碗麵紋飾為兩區，主紋飾為牡丹紋，外一周刻牡丹葉分披，每片葉子有筋有脈，內二周（碗心）為1束9瓣牡丹花，花朵飽滿富貴，枝葉舒捲婀娜綻放。細觀分披牡丹葉與周內周外纏枝相連，繁縟的牡丹葉佈滿大碗整面，葉脈花紋清晰，與簡約綻放的牡丹花相映生輝，顯示了華美、豐盛而多姿多彩的特色。碗外壁（圖2）為青釉素面，無紋飾。此碗碩大，滿施青釉，釉色青幽，為典型的北宋鄧窯標本器。 

　　據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文》（《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北宋太宗雍熙二年（985）至南宋光宗紹熙三年（1192）是第三個小冰河時期，黃河流域以北為二級為“酷寒”（-30℃至-39.9℃）。長安、洛陽一帶，可以種植的柑橘等果樹全部都凍死，而淮河流域、江南、長江中下游和太湖完全結冰，車馬可以在結冰的河面上通過應為三級“嚴寒”（-20℃至-29.9℃）。可知北宋太宗中期以後，中國的氣候寒冷的程度。范大成《吳郡志》卷30：“洞庭真柑，貴時一顆100文或200文。”宋皇祐五年（1053）狀元鄭獬《次韻程丞相觀牡丹》詩雲“第一名花洛下開，馬馱金餅買將回。”金元亂世，雖西安、洛陽名貴牡丹已瀕臨絕跡，然鄧州、汝州、耀州窯工匠仍在燒造牡丹紋飾的青窯瓷器（圖3）。 

　　元朝時任大司農、昭文館大學士的姚燧（1238—1313）青睞牡丹。他22歲至51歲時，先後六次輾轉燕京、西安、洛陽數幾千里，考察研究中原牡丹。其中二十年間在洛陽僅見名品1株；而北京、西安、鄧州異地幸有百十株，而千葉名品只有4株，重瓣品種難得一見。至元二十五年（1288），姚燧辭直翰林，客居鄧州，與王琦、宋齊彥、張肖齋、陳終慕、蕭仁卿等相交甚殷。姚燧住鄧四年，覓見傭有耕田千畝，資財富裕的張、陳、蕭三家種植的牡丹緋、紫、碧相錯，獨奇而感歎：“千葉獨難遇，亦猶千人為英，萬人為傑，尤世紀不恆有者！”姚燧在《牧庵集序》雲“元時鄧州牡丹為盛”，又在《序牡丹》中說：“牡丹在鄧州張氏、陳氏、蕭氏三家種植，共有衡山紫二株，鶴翎紅一株，還有淺紅色、白色各一株。”據洛陽牡丹專家考證：至元二十五年（1288）前，鄧州張肖齋家種植的衡山紫牡丹，出自南陽（今南召縣）雉衡山，是北宋末年由鄧州花工培育的；陳終慕家淺紅牡丹，即洛西劉氏園裡的“壽安紅”，出自宜陽壽安山之名品；蕭仁卿家“鶴翎紅為鄧花之冠”，張肖齋家“衡山紫為第一”。姚燧追尋瀕臨絕跡的名貴牡丹，鄧窯工匠不惜成本，沿傳宋（金）工藝，將牡丹紋飾刻劃於日用青瓷。直至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毗鄰鄧州內鄉窯窯址旁石堂山麻衣道場重建十方普濟宮碑載：“……孤村陶煙時起，前事宛然在目。”圖4、5所示這件元代鄧窯青瓷盤殘器上的牡丹紋飾，與耀州窯牡丹紋飾異曲同工。 

　　姚燧居鄧州不僅賞牡丹，而且精心育牡丹。他在《張肖齋蠟梅為黃雀啄食余家牡丹為浴雞所壞》：“我庭秋培牡丹芽，屢灌期以開歲花。曾覆一簣獲霜雪，忽遭雞咨騰塵沙。”由此也可佐證：姚燧是我國元代發現牡丹瀕臨絕跡、考證鄧州“花冠”牡丹第一人。故詠《鄧州牡丹》：“洛陽牡丹甲天下，穰城花冠唯鶴翎。張家衡紫稱第一，淺紅嬌媚壽安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