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芬樓秘笈》，十函八十冊全套

　　“涵芬樓”是商務印書館上海時期的藏書樓，其前身為1904年開闢的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資料室。此樓最初是供工作人員查找文獻資料的內部圖書室。

《涵芬樓秘笈》孫毓修序言

《 涵芬樓秘笈》張元濟跋文

《涵芬樓秘笈》第四集《崖山集》之文天祥像

《涵芬樓秘笈》第一集第一種《永樂大典-忠傳》

　　隨著商務印書館搜購圖書文獻的規模不斷擴大，尤其是陸續購藏了諸如紹興徐氏熔經鑄史齋等巨量古籍善本之後，為了妥善保存這些珍貴文獻，1907年，寶山路新的商務印書館辦公大廈落成時，又於三樓專設收藏古籍文獻的圖書館。 

　　1909年，孫毓修（1871—1923）受時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的張元濟（1867—1959）委託，將其命名為“涵芬樓”，取“善本書香，知識芬芳”之意。 

　　孫毓修，字星如，號留庵，江蘇無錫人，清代諸生。曾師從著名藏書家繆荃孫（1844—1919）研究目錄版本之學。1907年，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高級編輯，兼編譯所圖書室“典簽”。因其精於目錄版本，舊學根基深厚，又兼通英文，很快成為張元濟管理圖書館的理想助手。入館伊始，他即協助張元濟做了大量選購舊書、鑒定版本、修補殘書、配鈔缺本的工作，還在張元濟的授意之下，為編譯所資料室制定了《借閱圖書規則》和涵芬樓最初的善本書目等。 

　　孫毓修不但見證了涵芬樓之誕生，還為“涵芬樓”這個文化品牌首度以商務印書館出版物為載體面市，作出了卓越貢獻。1916年9月，《涵芬樓秘笈》第一集，一函八冊，正式出版。第一集中，影印了三種珍罕古籍，排印了一種明代鈔本，皆是涵芬樓的珍藏之物，確為世所罕見的珍本秘笈。 

　　當時的商務印書館，已經能夠熟練運用攝影技術複製古本，以其逼真還原的技術優勢，超越並替代了耗時耗資皆巨的影刻古本之法。 

　　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提到的《四部舉要》，即《四部叢刊》，作為商務印書館流傳最廣、聲名最著的古籍影印叢書，當時雖尚未印行，但已然在籌劃之中了。 

　　也即是說，《涵芬樓秘笈》與《四部叢刊》（初編於1919—1922年間印行），有前後承續的某種聯繫。 

　　事實上，《四部叢刊》從創意發起到籌劃啟動，孫毓修也一直是具體工作的主持人；他於1915年所撰《四部舉要說略》，及1916年所撰《涵芬樓秘笈序》，皆堪稱商務印書館在古籍影印領域的“開篇語”。 

　　當然，《涵芬樓秘笈》與《四部叢刊》，既有承續一脈的關係，亦有旨趣各殊的差異。 

　　首先，《涵芬樓秘笈》的印行週期，早於《四部叢刊》，為商務印書館拓展影印古籍項目的“初試”。按孫毓修所撰《涵芬樓秘笈》所收各書的書後題跋來考察，書跋落款時間最早者為“乙卯冬月”（1916年初），最晚者為“辛酉三月”（1921年4月），可知《涵芬樓秘笈》輯印應自1916年至1921年間，大約歷時6年。在這一印行週期後半段，《四部叢刊》初編方才陸續推出。 

　　再者，之所以稱其為“初試”，還因其所收各書並非全然依據古本影印而成，其中仍有相當數量的鉛字排印本，即依據古本內容校錄之後付諸排印而成者。在這些鉛字排印本中，還有只影印古本原有版畫，原書內容卻付諸排印者。可以說，《涵芬樓秘笈》雖在裝幀樣式上高度統一，但在印製方式與古本擇選原則上，還是呈現出了明顯的“初試”特徵。 

　　《涵芬樓秘笈》先後印行十集，每集八冊，共計八十冊；輯印古本共計五十二種。各集初版時間從1916年9月至1921年4月，歷時約為六年；至1926年12月仍有再版，印行歷時約為十年。 

　　《涵芬樓秘笈》在古本擇選原則上，較之《四部叢刊》而言，更重視卷數較少的珍本古籍，基本不收入“大部頭”；更重視稿鈔本，大量收入的歷代稿鈔本，佔據全書九成以上；更收入唐寫本與永樂大典零本，付諸影印，為全書增色不少。當然，在所收古本究竟是採用影印還是排印的問題上，《涵芬樓秘笈》的“初試”特徵也非常明顯。 

　　譬如，《涵芬樓秘笈》所收永樂大典本，《忠傳》為原本影印，《西湖老人繁勝錄》《山房集》則為排印；究其原由，無非是《忠傳》有大量插畫，原本影印效果更佳，也更便於招徠讀者的觀賞興趣。 

　　再如，《涵芬樓秘笈》所收稿抄本眾多，但大部分卻沒有付諸影印。史料價值較高、篇幅較大的《復齋日記》《消夏閒記摘抄》《明朝紀事本末補編》《海濱外史》《崖山集》等俱為排印；據統計，《涵芬樓秘笈》所收稿鈔本付諸排印者達22種之多，已近全書規模半數。 

　　由此觀之，《涵芬樓秘笈》大半已屬古籍整理而非古籍影印項目了。或許，《涵芬樓秘笈》所收稿鈔本雖然為數眾多，但並不完全是按照史料價值來決定影印與否，而是按照影印或排印之後的成書規模來決策與安排的。這樣的做法，主旨乃兼顧運營成本與商業策略，亦正體現著商務印書館開拓古籍影印領域的“初試”心態。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涵芬樓秘笈》第四集所收《敬業堂集補遺》，為張元濟家族先輩之遺物，別具紀念意義。 

　　張元濟為之親撰跋文，原文如下： 

　　《敬業堂集補遺》跋 

　　甲辰冬日，傅沅叔同年至，自天津同作天台雁蕩之遊。途中語余，都中舊家有藏書散出，中有評校敬業堂集，為涉園舊藏。余聞之神往，及沅叔北還，乃托代購，謂雖重值不吝也。越兩月而書至，卷中鈐先六世叔祖思喦公印記數方，丹黃雜施，評校極精審，且補錄續集及補遺一冊，皆公手跡。卷首附許君蒿廬識語數則。許君為公受業師，此必移錄許君藏本，中有詩六十一首，詞五首，為刊本所不載。許君謂初白先生手自刪削，在先生之意固以此為不必存，然傳至今日則彌足珍貴。余方輯《涵芬樓秘笈》，因綜為補遺，印入第四集。凡所圈點，悉仍原本之舊，固以饜好讀先生詩者之望，亦以承蒿廬先生及思喦公不敢任其廢佚之志也。乙巳春二月，海鹽張元濟識。 

　　這篇300字的跋文，簡明扼要地記述了張元濟於1904年通過傅增湘購得家族先輩鈔本的事跡。與此同時，還透露出了一個重要的歷史信息。跋文中提到，“余方輯《涵芬樓秘笈》，因綜為補遺，印入第四集”云云，而跋文落款時間為“乙巳（1905）春二月”；這就說明，至少在乙巳年春之前，即1905年春之前，張元濟等就已經著手輯印《涵芬樓秘笈》了，這就為此書的出版史釐定出了一個大致的時間上限。更為重要的是，早在1905年春之前，“涵芬樓”這一名號，即已出現；這顯然早於如今通行的1909年由孫毓修命名之說。 

　　這樣一來，1909年，孫毓修受張元濟委託，命名“涵芬樓”的事跡之相關記載，恐怕也將難以成立。當然，還要留待更多的史料發掘與考證，方才能確證“涵芬樓”這一名號出現的確切時間。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涵芬樓及其所藏用於輯印《涵芬樓秘笈》的古籍原本，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的日軍轟炸中，奇跡般的得以倖存，如今珍藏於國家圖書館之中。眾所周知，涵芬樓確於“一·二八事變”中被焚燬，那麼，這批“涵芬樓秘笈”又何以倖存下來呢？ 

　　原來，隨著出版事業的日益發達，搜購書籍數量劇增，商務遂於1924年另築高達五層的現代大廈，取名“東方圖書館”，於1925年對外開放，以供眾覽。其中，“宋元明舊刊和鈔校本，名人手稿及其未刊者為善本”，則“另辟專室珍藏，顏曰‘涵芬樓’”。 

　　於是，“涵芬樓”便由商務印書館的圖書館，轉而成為東方圖書館內的善本室。 

　　據統計，當時東方圖書館的藏書數量已經達到50餘萬冊，超過國立北平圖書館（該館當時的藏書量為40餘萬冊），位居全國第一。但這一切，均在七年之後的“一·二八事變”中化為烏有。 

　　1932年1月29日上午，日軍轟炸機突襲上海，向商務印書館所在區域連續投彈，將其印刷廠、編譯所、東方圖書館等設施全數焚燬。東方圖書館中的涵芬樓，連同它所庋藏的所有善本珍籍，盡付劫灰。值得慶幸的是，商務印書館曾於1924年為避北伐戰亂，將涵芬樓所藏善本5300餘冊寄存在了上海金城銀行倉庫之中，方才得以倖免於難。這批“燼餘之物”，包括宋本93種，元本89種，明本156種（包括《永樂大典》21冊），抄校本192種，稿本17種，總計547種。 

　　1953年，經張元濟提議，商務印書館董事會通過，涵芬樓這批僅存的“燼餘”善本，連同恢復後的東方圖書館藏書，全部捐獻給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後被收藏於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 

　　近半個世紀過去了，2000年11月，北京圖書館又將《涵芬樓秘笈》重新影印出版，以十冊精裝本單頁原大影印的方式，為後世讀者一睹秘笈真容提供了便利，也可視作向“涵芬樓”這一百年品牌的致敬之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