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山堂話本》影印本，1929年“古今小品書籍刊行會”印行

　　著名藏書家、版本學家、戲曲小說史家馬廉，生於寧波，自幼住在天一閣旁的馬衙街。他自少年時代即喜讀中國古典小說及戲曲，將藏書重點放在了小說戲曲一類的俗文學古本上，悄然步入當時還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學研究領域。

馬廉藏本影印《雨窗欹枕集》，1934年印行

　　1926年8月，馬廉繼魯迅之後在北大講授中國小說史。受王國維和魯迅影響，他一直致力於收集、整理、研究古典小說、戲曲、彈詞、鼓詞、寶卷、俚曲等古舊書籍與文獻。他曾有三個書齋名號：“不登大雅堂”“平妖堂”“雨窗欹枕室”，均與其藏書中重要的戲曲小說版本相關，由此亦可見其藏書與治學的俗文學特色。 

　　“不登大雅”就意味著甘於坐學術冷板凳，樂於做荒山開路人。馬廉後來的俗文學成就，可以說就是把“無米之炊”做成美食珍饈，把冷門學問做成了熱門知識。 

　　“平妖堂”的名號則直接來源於馬廉的一部重要藏書，因其意外收得海內孤本明萬曆年間王慎修刻四卷二十回本《三遂平妖傳》，喜不自勝，便自號“平妖堂主人”，並將書齋改名“平妖堂”。後來，他又偶然購得天一閣散出的明嘉靖刻本《六十家小說》中的《雨窗集》《欹枕集》，喜不自禁，更室名為“雨窗欹枕室”。直到馬廉逝世後，周作人的輓聯“月夜看燈才一夢；雨窗欹枕更何人”，更點明了《雨窗集》《欹枕集》這兩部藏書對馬氏的重要性。那麼，馬廉生前最後一部最重要的藏書《雨窗集》《欹枕集》有什麼特別之處？ 

　　原來，兩本集子還只是一部古代話本小說的殘本。這部古本的另一半，藏於日本，命名為《清平山堂話本》。當時，馬廉發現的這兩本集子不但填補了國內文獻空白，更重要的是還可以和日本藏本綴合成一個相對較為完整的本子，對研究明代話本小說的演變有著極高學術價值。 

　　經馬廉考證，他發現的《雨窗集》《欹枕集》與日本收藏的《清平山堂話本》合為一書的總名應為《六十家小說》。《六十家小說》原書為六十篇，據清代《匯刻書目初編》記載，分《雨窗》《長燈》《隨航》《欹枕》《解閒》《醒夢》六集，每集十篇，共六十篇。 

　　首先在日本發現的該書殘本，中日兩國學者起初都沒有考證其原始出處，而是按照日本學者的命名稱之為《清平山堂話本》。之所以這樣命名，乃是因為這部含有明代嘉靖年間十五篇話本小說的古籍，由日本學者發現於內閣文庫時，發現書板中心刻有“清平山堂”字樣，於是將其徑直命名為《清平山堂話本》。 

　　實際上，這種命名方式是不正確的，“清平山堂”只是刻書者明代嘉靖間人洪子美的堂號，除此《六十家小說》之外，還刻有《唐詩紀事》《夷堅志》等。這種命名方式，好比“出版社+書籍種類”的方法，是相當籠統的，也是讓人難以理解的。但因其書首現於日本，且日本學者對此已有一定研究，“清平山堂話本”遂成為一個通用稱謂，取代這部書在中國原有書名。 

　　1928年春，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來華，向馬廉出示了該書的照片。馬廉隨即與友人發起“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托北平京華印書局於1929年將這含有十五篇話本的明代古籍殘本影印出版，仍舊題名為《清平山堂話本》。與此同時，經周作人等相助，馬廉還翻譯了長澤規矩也的論文《京本通俗小說與清平山堂》，連載於孔德學校《AC月刊》1930年第1—3期。在該文“譯後記”中，馬廉對清平山堂主人——洪子美的生平事跡及其所刊書籍，做了初步考證。據其所見古本的細節特徵，馬廉在為影印本所撰序文《清平山堂話本序目》中大膽預測：“此本原書若干，今不可考，蓋洪氏當時，搜羅所及，便為梓行，別類定卷，初未之計也。度繹體例，類似叢刻，故多收話本而亦複雜文言小說。” 

　　顯然，馬廉對此書的殘本性質以及真實名稱都有了初步結論，只是苦於國內並未有此書的任何發現，這些結論還只能停留於假設。為證實自己的假設，此後數年之中，馬廉留心尋訪、苦心搜求。 

　　1933年秋，剛向修繕一新的天一閣捐獻晉代古磚欲返回北平的馬廉，在舊書肆偶然購得一包殘書。在這包殘本故紙之中，意外發現十二篇話本小說，其刻本版式與日本內閣文庫所藏“清平山堂話本”完全一致，且篇目竟無一重複。據書根題字“雨窗集”“欹枕集”筆跡，馬廉考定其為天一閣舊藏。數年夙願，得償一旦，這令素來謙和低調的馬廉，難抑興奮之情，他為之得意地聲稱，此次發現“真是小說史上一段佳話，而為我平生的一樁快事。” 

　　經考證，這十二篇話本小說，與後世改編的多種話本小說均有關聯，諸如著名的馮夢龍、凌蒙初“三言二拍”系列、《金瓶梅詞話》《古今小說》《續金瓶梅》等。換句話說，馬廉的此次意外之獲，為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者們又找到年代更久遠、更接近於原本的原始文獻。這一發現，無異於一次中國小說史研究領域裡的“哥倫布式發現”。 

　　1934年8月，馬廉將新發現的十二篇話本小說整理影印出版，命名為《雨窗欹枕集》；並撰寫了《影印天一閣舊藏雨窗欹枕集序》。除了簡介發現經過及與日本版本的比較研究之外，結合自身藏書及所見聞者，馬廉首次將十五篇“清平山堂話本”與十二篇《雨窗欹枕集》合併一體，與《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恆言》《古今小說》《京本通俗小說》《熊龍峰刊四種小說》進行比較研究。這份研究成果，不但是對“三言二拍”系列研究的可貴貢獻，而且在至今未能發現更多新文獻的情況下，始終代表著中國學者在這一領域內的研究高度。當然，在意外之獲與研究突破的欣喜之中，那個時代的俗文學研究者如馬廉這樣幸運者並不多見，在這一領域要開展更深入的研究，還始終依賴於更多更新的古本被發現與發掘出來。大多數研究者只能被動地等待新材料的出現，進而不斷地更改自己現有的學術觀點與結論，這個過程週而復始，既漫長又無奈。 

　　正是在這樣一種研究背景與時代境遇之下，馬廉總算為中國俗文學研究者們帶來了一份“驚喜”，讓在這一領域本已領先的日本學者多少有了一些懊喪，也讓懊喪著去日本訪書的中國學者們多了些許自信與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