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原石刻帖碑

　　揚州收藏家王伯堂藏有一塊原石刻帖碑（圖1）。碑文刻的是北宋書家蔡襄寫給揚州當時做毛筆的吳政的。石碑寬47.8、高31.6、厚6.3厘米，碑上有蔡襄豎式寫刻的一則短文，共80字。原碑文字經南京書法家陳克年斷句識讀抄清（圖2），內容為：“示及吳政筆，於其品中，已是佳者。其人筆鋒圓，可愛，但令管小心長，便堪入用。昨過揚州，欲呼作十數管，聞其人屢困於筆，使其藝益工則困益甚矣。今所惠殊佳況，或系時教其別作一種，以盡其能，可也。襄上。”碑面字體完整，字口清晰，原石兩側略有風化，刻石上立面有“太丞”二字。

圖2 南京書法家陳克年抄錄的碑文內容

　　蔡襄是北宋人，字君謨，與蘇軾、黃庭堅、米芾，共稱“宋四家”；工正、行、草、隸書，又能飛白書，嘗以散筆作草書，稱為“散草”或“飛草”。世人評蔡襄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 

　　吳政，廣陵（今揚州）人，是當時製作毛筆的，是不是一個有名的筆莊工匠呢？當然應該是。歷史上雖能查到，但已是資料極少了。吳政的兒子“吳說”也是做毛筆的，他與蘇東坡熟悉。吳說還是書法家。有資料說，黃庭堅《山谷筆說》載：“歙州呂道人，非為貧而作筆，故能工。吳說，宋筆工吳政之子，繼家法制筆，筆經久耐用。”《東坡外集》“書吳說筆”云：“吳政已亡，其子說頗得家法。”製作精妙，有前人風格，使寫字輕巧。 

　　明人婁堅《學古緒言》卷二十中稱：宋時筆工稱宣城諸葛，然蘇黃之論似微不同。東坡於諸葛之外，頗稱程奕及吳說父子，且謂：“散卓筆非諸葛不能制。自余筆鋒譬如著鹽曲蟮，作字有筋無骨。”而山谷極稱吳無至無心散卓，且云：“試使人提筆去紙數寸，欲左右皆能如意，則諸葛敗矣。”似又以懸腕枕幾而分，非筆之通論也。這些零散記載都說明吳政父子是以製作毛筆為生的。 

　　碑上文字是記述了一段去看筆購筆的過程，大意是，工匠吳政向前來的蔡大人出示自己製作的毛筆，在其製品中，屬上乘的佳品。當吳政演示毛筆時，蔡大人讚其筆鋒圓潤、可愛。這種筆筆管小筆芯長，是好使用的。蔡大人昨天經過揚州，想要吳政作十數管毛筆，聽說吳政潛心研究制筆，屢屢困擾於筆，使得他的筆的工藝日益精良，越是想好越是有困擾。今天他所惠及的許多好的現況，或許是想為我特製一種，以盡其能，這樣才好。 

　　宋代文人對毛筆非常講究，其時，不僅兔毫筆依然受到歡迎，羊毫筆也得到了普遍使用。而且，制筆工藝有別於以前的舊風，逐漸走向軟熟、虛鋒、散毫。據說宣州兔毫聞名於唐宋時期，在宋代聲名尤著。其中以諸葛氏最有聲譽，諸葛高所制宣筆朝野盡知，梅堯臣、歐陽修、蘇軾、黃庭堅等皆有詩文讚譽。 

　　明代筆工精製筆翰，多作為貢品，進獻皇宮內府，被達官貴人視為案頭清玩。例如，筆桿常標“筆匠施阿牛”等莊號，作為商標，弘歷皇帝鄙棄其名，改為“施文用”。此後施文用的名字在湖筆界有了盛譽。張文貴，明代筆工。杭州人。長於制畫筆，有“畫筆以杭之張文貴為首稱”的贊評。周虎臣，清初著名筆工，江西臨川人。制筆規模較小，以自產自銷的方式經營，清康熙三十三年在蘇州開設“周虎臣筆墨店”，專門製作經營毛筆；後於1862年擴展到上海開設分店，而後總店也遷至上海，成為擁有100多名筆工的作坊。子繼父業，連續七代。而極少的資料顯示，廣陵吳政制筆工坊只延至於子。 

　　到了明清，制筆不但講究實用，而且更注意裝飾。隨著書畫藝術的發展，作為工具的毛筆製作也發展到了鼎盛時期。明清兩代精製的毛筆，其中有一部分是皇室的“御用筆”和“官府用筆”。 

　　吳政父子，作為北宋揚州的筆工，後來竟然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這是令人歎息的。長期以來，由於筆工的資料缺乏，或者僅僅散見於各類文獻之中，對於筆工的研究，文化史界尚缺乏關注。據筆者瞭解，現代學者的研究多建立在梁同書《筆史》的基礎上。據說，馬明達在《筆史》基礎上，增補元代筆工近30人，並對元代筆工作了地域分類以及相應的論述。李遇春增補明代筆工12人、清代筆工24人，並補充了相關的文獻。嵇髮根對湖州一些著名筆工作了比較詳細的考證。王稼句《筆舫》對部分湖州筆工的生卒等相關史實作了考訂……筆工吳政父子的資料，也許隨著人們對這段文化史的研究，會得到挖掘，並補充完善。這塊北宋書家蔡襄書刻石碑的發現，也為此項研究提供了實物資料，它的文化價值有待相應的探索。 

　　南京金石研究者葉伯瑜說，這塊“刻帖碑”保存了當時書法名家蔡襄手寫文字的原貌，具有文獻意義。刻帖又分單刻帖和匯帖。只刻一種法書的稱為單刻帖；將各種法書彙集在一起摹刻成套的稱匯帖。刻帖最早的年代據文獻記載是在隋、唐時期，而大規模的刻帖是在北宋淳化三年（992），那是宋太宗命王著等把歷代帝王、歷代名臣及古人法書，彙集摹刻成《淳化閣帖》，共十卷。 

　　宋時刻帖蔚然成風，僅帝王刻帖就有多起，哲宗元祐五年起刻的《淳化續帖》，徽宗大觀三年起刻的《大觀帖》，南宋高宗紹興年間重刻淳化舊帖的《國學監本》，孝宗淳熙年間刻的《淳熙秘閣續帖》。除帝王好此外，士大夫更群起傚法，或翻成本，或輯新編，全國各地刻帖成風。自《淳化閣帖》流行後，學習書法俱從帖出，帖學即由此而興矣。 

　　文征明父子刻的《停雲館帖》，董其昌刻的《戲鴻堂帖》，王肯堂刻的《郁岡齋帖》，陳眉公刻的《晚香堂帖》《來儀堂帖》等，但未見有明代帝王刻帖的記載。明人刻帖體制沿襲宋人，範圍較前有擴大，除刻古人墨跡外，近人、時人墨寶也上石的了。以示風雅時尚。 

　　比如王羲之、王獻之的書法作品，“唐摹墨跡本”數量是有限的。更多二王的法帖，還是保留在《淳化閣帖》《大觀帖》等刻帖當中。如果沒有刻帖，那對於二王書法，我們今人除了看看那幾幅唐摹本、《蘭亭序》《集王聖教序》外，就無依照了。 

　　葉先生說，由於時間推移，當初用於上石的墨跡本，後來消失了。這時候，刻帖保留的法帖字樣，就成了後人學習、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因此，“刻帖碑”是具有中華傳統的文化遺產，它具備的文獻價值和藝術價值，在今天是無法估量的，當珍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