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圖所示這面西漢四神規矩紋銅鏡，圓形，重479克，直徑13.2、厚0.55厘米，為國家二級文物，於1983年通過徵集方式入藏新鄉市博物館。 

　　這面西漢四神規矩紋銅鏡為半球形鈕，圓鈕座，鈕孔呈子午線方向配置，鈕座外置一周方凹弦紋。主紋飾區為標準的TLV博局紋，方形絃線上對稱均衡佈置四個T形紋，每個T形紋兩側配有乳釘兩枚，四個T形紋外共八枚乳釘。四個T形紋延伸處置四個L紋，每兩個L紋中間對稱置四個V紋，在T、L、V紋所形成的間隔處以線描工藝刻繪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及羽人、羚羊等奇禽異獸。主紋飾外有一圈櫛紋、一圈鋸齒紋將主紋飾與外緣紋飾紋飾分開。外緣紋飾為一組線條流暢委婉的畫紋帶，表現出有形中寓無形，在無形中又千變萬化的圖案之美。 

　　規矩鏡是兩漢時期鑄造量較大、文化內涵深邃、影響深遠的一個鏡種，在4000多年的中國銅鏡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20世紀初日本學者將其命名為規矩鏡，西方學者將其命名為TLV鏡，之後圍繞它的研究和爭論就沒有停止過。學者們將TLV形的“規矩紋”與秦漢時期所見的六博博局進行比較，確認二者基本相似，建議以“博局紋”銅鏡易名之。總體來看，圍繞“規矩紋”的爭議主要集中在對T、L、V這三種符號的功用和意義的具體認識上。學者們對於T、L、V的解釋有不同的版本，有人或認為規矩紋是由純地文獸文鏡之獸文演變而成，或是由山字紋鏡的“山”字、細地紋鏡之細文及蟠螭紋等變化而來。但這些版本都未能究其實質，有關證也顯得簡單，缺乏說服力。直到有學者將T、L、V符號與我國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相聯繫，才使得T、L、V符號的意義更具說服力。L、T、V這三種符號中，L、V實際上屬於同一種類，只是配備的位置和方式不同。而“T”符號，似乎可以看作“—”和“l”這兩種符號的組合體。在一些甲骨文刻辭中，一版如有數條，各條之間常用橫線、直線或J字形線條隔開。這些線條在甲骨文中叫作“界劃”，是當時刻字時有意識加上去的，主要是為了把各段卜辭隔開。商代以後，這幾種用於界劃的符號，屢見於西周青銅禮器銘文、春秋盟書、秦漢竹簡和帛書以及秦國的量器銘文中。在春秋晚期的侯馬盟書以及長沙出土的戰國帛書和竹簡上，“—”和“l”這兩種符號更是作為區斷文句的符號被廣泛使用。 

　　由此可見，L、T、V所謂規矩紋符號，是由L、—、l三種更為原始的符號衍化和組合而成。而這幾種符號，在商代甲骨文中就已經被作為“界劃”使用，其後繼續沿用於青銅鉻文、簡策、帛書之類古代文書中，其功能大多是用於區段分句，便於行文之需要。由此進而推之，這些符號作用於缽鏡圖案中，也應具有同樣的功效，目的是為了將銅鏡背面的紋飾區段佈局，以顯對稱規整。博局之中使用這種符號，其作用在於分區列置，以供行棋，不過是區段佈局意義的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