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時候三大名作傢俱
  • 19年8月12日 18:58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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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傢俱在康熙朝以前還保留著明式風格特點,到乾隆時,已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在當時大中城市中,普遍存在著木作、銅作、鐵作、漆作以及紡織、印刷等行業的手工作坊;康、雍、乾三朝經濟的繁榮,為清式傢俱的形成和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清式傢俱與明式傢俱在造型藝術及風格上的差異,首先表現在清式傢俱用材厚重,傢俱的總體尺寸較明式寬大,相應的局部尺寸也隨之加大;其次清式傢俱裝飾華麗,表現手法主要是鑲嵌、雕刻及彩繪等,給人的感覺是穩重、精緻、豪華、艷麗,和明式傢俱的樸素、大方、優美、舒適形成鮮明的對比。它雖不如明式傢俱那樣具有科學性,顯得厚重有餘,俊秀不足,給人沉悶笨重之感。但從另一方面說,由於清式傢俱以富麗、豪華、穩重、威嚴為準則,為達到設計目的,利用各種手法,採用多種材料,多種形式,巧妙地裝飾在傢俱上,效果也很成功。所以,清式傢俱仍不失為中國傢俱藝術中的優秀作品。

清式傢俱的產地主要有廣州、蘇州、北京三處。他們各代表一個地區的風格、特點,被稱為清式傢俱的三大名作。其中又以廣式傢俱最為突出,並得到皇家的賞識。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大量來華,傳播了一些先進的科學技術,促進了中國經濟和文化藝術的繁榮。廣州由於它特定的地理位置,便成為中國對外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門戶。隨著對外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各種手工業也都隨之恢復和發展起來。加之廣州又是貴重木材的主要產地,南洋各國的優質木材也多由廣州進口,製作傢俱的材料比較充裕,這些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賦予廣式傢俱獨特的藝術風格。

廣式傢俱的特點之一是用料粗大充裕,以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紫檀邊座點翠插屏為例,在兩側瓶式立柱上用料粗大充裕的特點最為突出。每個立柱從底座墩木的上平面算起,就高達63.5厘米,瓶腹最寬處19厘米,厚6.5厘米。要用這麼大的木料削成細脖、大腹、小底的方瓶形式,自然要挖去許多木料。再看插屏底座的木墩,長55.5厘米,寬11厘米,高15厘米,下面挖出曲線輪廓,兩端留足。其用料的大小,關係插屏的穩定與否,因此,廣式傢俱的腿足、立柱等主要構件不論彎曲度有多大,一般不用拼接做法,而習慣用一塊木料挖成。其他部位也大體如此,所以廣式傢俱大都比較粗壯。

廣式傢俱為講求木性一致,大多用一種木料製成。通常所見廣式傢俱,或紫檀,或酸枝,皆為清一色的同一木質。決不摻雜其他木材,而且廣式傢俱不加漆飾,使木質完全裸露,讓人一看便有實實在在、一目瞭然之感。

廣式傢俱特點之二,是裝飾花紋雕刻深峻,刀法圓熟,磨工精細。它的雕刻風格,在一定程度上受西方建築雕刻的影響。雕刻花紋隆起較高,個別部位近似圓雕,加上磨工精細,使花紋表面瑩滑如玉,絲毫不露刀鑿痕跡。以紫檀雕花櫃格為例,櫃格正面兩門板心都飾以陽刻花紋,四角及正中雕折枝花卉,花朵及枝葉叉芽四出,由於雕刻較深而極富立體感。所飾西洋巴洛克花紋,翻轉迴旋,線條流暢。圖案間隙留出襯地兒,在雕刻時,除圖案紋飾外,其餘則用刀剷平,再經打磨平整。雖有紋脈相隔,但從整個地子看,決無高低不平的現象。在板面圖案紋理複雜、鏟刀處處受阻的情況下,能把地子處理得這樣平,在當時手工操作的條件下,是很不容易的。這種雕刻風格,在廣式傢俱中尤為突出。

廣式傢俱的裝飾題材和紋飾,也受西方文化藝術影響。明末清初之際,西方的建築、雕刻、繪畫等技藝逐漸為中國所應用,自清代雍正至乾隆、嘉慶時期,摹仿西式建築的風氣大盛。除廣州外,其他地區也有這種現象。如:在北京興建的圓明園,其中就有不少建築從形式到室內裝修,無一不是西洋風格。為裝飾這些殿堂,清廷每年除從廣州定做、採辦大批傢俱外,還從廣州挑選優秀工匠到皇宮,為皇家製作與這些建築風格相協調的中西結合式傢俱。即以中國傳統工藝製成傢俱後,再用雕刻、鑲嵌等工藝手法裝飾西洋花紋。這種西式花紋,通常是一種形似牡丹的花紋,亦稱“西番蓮”。這種花紋線條流暢,變化多樣,可以根據不同器型而隨意伸展枝條。它的特點是多以一朵或幾朵花為中心,向四處伸展,且大都上下左右對稱。如果裝飾在圓形器物上,其枝葉多作循環式,各面紋飾銜接巧妙,很難分辨它們的首尾。

廣式傢俱除裝飾西式花紋外,也有相當數量的傳統花紋。如:各種形式的海水雲龍、海水江崖、雲紋、鳳紋、夔紋、蝠、磬、纏枝或折枝花卉,以及各種花邊裝飾等。有的廣式傢俱中西兩種紋飾兼而有之;也有的廣式傢俱乍看都是中國傳統紋飾,但細看起來,總或多或少地帶有西式痕跡。為我們鑒定是否為廣式傢俱提供了依據。當然,我們也不能僅憑這一點一滴的痕跡就下結論,而不從用材、做工、造型、紋飾等方面綜合考慮。在這方面,我們不妨再以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紫檀櫃格為例加以說明。櫃的兩山雕刻的都是中國傳統折枝花卉,正面對開兩門,每扇四角各雕一組折枝梅花,中間也以折枝花為飾,但四角與中間花之間的空當中,又雕一組西洋巴洛克風格的圖案。上部四框飾繩紋,兩層膛板下各裝抽屜一層,共四支。在抽屜外面又以紫檀薄板雕刻西洋花紋飾邊。這種裝飾手法在廣式傢俱中是屢見不鮮的。在眾多的廣式傢俱中,帶有西洋式花紋或有西洋痕跡的約佔十之六七。

清初,為適應對外貿易的發展,廣州的各種官營和私營手工業都相繼恢復和發展起來,給傢俱藝術增添了色彩,形成與明式傢俱截然不同的藝術風格。這種藝術風格主要表現在雕刻和鑲嵌的藝術手法上。鑲嵌作品多為插屏、掛屏、屏風、箱子、櫃子等,原料以象牙、螺鈿、木雕、景泰藍以及玻璃油畫等為主。

提到鑲嵌,人們多與漆器聯繫在一起,原因是中國鑲嵌藝術多以漆器作地兒。而廣式傢俱的鑲嵌卻不見漆,是有別於其他地區的一個明顯特徵,傳世作品也很多。內容多以山水風景、樹石花卉、鳥獸、神話故事及反映現實生活的風土人情等為題。如前所舉紫檀邊座點翠象牙插屏,屏心以黑色絲絨為襯地兒,用點翠嵌成山水樹石,象牙著色人物,描繪出農家一年一度的燈節情景。人物雕刻細膩,點翠色彩艷麗。

廣州還有一種以玻璃油畫為裝飾材料的傢俱,也以屏風類傢俱最為常見。玻璃油畫就是在玻璃上畫的油彩畫,於清代初期由歐州傳入中國,首先在廣州興起,曾形成專業生產。

蘇式傢俱是指以蘇州為中心的長江中下游地區所生產的傢俱。蘇式傢俱形成較早,舉世聞名的明式傢俱即以蘇式傢俱為主。它以造型優美、線條流暢、用料及結構合理、比例尺寸合度等特點和樸素、大方的格調博得了世人的讚賞。進入清代以後,隨著社會風氣的變化,蘇式傢俱也開始向繁瑣和華而不實方面轉變。這裡所講的蘇式傢俱主要指清代而言。

以紫檀席心描金扶手椅為例,從外觀看,頗為俊秀華麗,但從其用料方面看,是異常節儉的。先從四條腿說起,四條直腿下端飾回紋馬蹄,上部飾小牙頭,這在廣式傢俱中通常用一塊整料製成。而此椅卻不然,四條直腿平面以外的所有裝飾全部用小塊碎料粘貼,包括回紋馬蹄部分所需的一小塊薄板。椅面下的牙條也較窄較薄,座面邊框也不寬,中間不用板心,而用籐席,又節省了不少木料。再看上部靠背和扶手,採用拐子紋裝飾,拐角處用格角榫拼接,這種紋飾用不著大料,甚至連拇指大小的小木塊都可以派到用場,足見用料之節儉。

蘇式傢俱的大件器物還常採用包鑲做法,即用雜木為骨架,外面粘貼硬木薄板。這種包鑲做法,費力費時,技術要求也較高,好的包鑲傢俱不經仔細觀察或移動,很難看出是包鑲做法。聰明的工匠通常把拼縫處理在稜角處,而使傢俱表面木質紋理保持完整,既節省了木料,又不破壞傢俱本身的整體效果。為了節省材料,製作桌子、椅子、凳子等傢俱時,還常在暗處摻雜其他柴雜木。這種現象,多表現在器物裡面穿帶的用料上。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大批蘇式傢俱,十之八九都有這種現象。而且明清兩代的傢俱都是如此。蘇式傢俱裡側大都油飾漆裡,目的在於使穿帶避免受潮,保持木料不致彎形,同時也有遮醜的作用。

總之,蘇式傢俱在用料方面和廣式傢俱風格截然不同,蘇式傢俱以俊秀著稱,用料較廣式傢俱要小的多。由於硬質木材來之不易,蘇作工匠往往惜木如金,在製作每一件傢俱前,要對每一塊木料進行反覆觀察、衡量、精打細算,盡可能把木質紋理整潔美麗的部位用在表面上。不經過深思熟慮,決不輕易動手。

蘇式傢俱的鑲嵌和雕刻也主要表現在箱櫃和屏聯上。以普通箱櫃為例,通常以硬質木材做成骨架,當中起槽鑲一塊軟木板,然後按漆工工序做成素漆面。漆面陰乾後,開始裝飾,先在漆面上描出畫稿,再按圖案形式用刀挖槽兒,將事先按圖做好的各種質地的嵌件鑲進槽內,用膠粘牢,即為成器。蘇式傢俱中的各種鑲嵌大多用小塊材料堆嵌,整板大面積雕刻成器的不多。常見的鑲嵌材料大多為各種玉石、各色彩石、象牙、螺鈿、各種材質的木雕等。在各種木雕中又以雞翅木雕居多。

蘇式傢俱鑲嵌手法的主要優點是可以充分利用材料,哪怕只有黃豆大小的玉石或螺鈿碎渣,都不會廢棄。

蘇式傢俱的裝飾題材多取自歷代名人畫稿。以松、竹、梅、山石、花鳥、風景以及各種神話故事為主。其次是傳統紋飾,如:海水雲龍、海水江崖、龍戲珠、龍鳳呈祥等。折枝花卉亦很普遍,大多借其諧音寓意一句吉祥語。局部裝飾花紋多以纏枝蓮或纏枝牡丹為主,西洋花紋較為少見。一般情況下,蘇式的纏枝蓮與廣式的西番蓮,已成為區別蘇式還是廣式的一個特徵。

京作傢俱一般以清宮造辦處所制傢俱為主。造辦處中設有單獨的木作,從全國各地招募優秀工匠到皇宮服役。由於廣州工匠技藝高超,又在木作中單設一廣木作,全部由廣州工匠充任,所制傢俱帶有濃厚的廣式風格。它與純粹廣式傢俱的不同之處主要表現在用料方面。其原因是這些優質木材全部從廣州運來,一車木料輾轉數月才能運到北京,沿途人力物力,花費開銷自不必說,皇帝本人也深知這一點。因此,造辦處在製作一件傢俱之前,先畫樣呈覽,經皇帝審批後,方可製作。在造辦處檔案中,經常記載著這樣的事,皇帝看過圖紙後提出修改意見,准作小樣,小樣製成後再經皇帝呈覽,皇帝看後覺得某部分用料過大,及時批示將某部收小些。久而久之,形成京作傢俱較廣式傢俱用料小的特點。在造辦處普通木作中,多由江南地區招募優秀工匠,其作工趨向蘇式。不同的是,他們在清宮造辦處製作的傢俱較江南地區用料要大,而且沒有摻假的現象。

從紋飾上看,京作傢俱較其他地區又獨具風格。它從皇家收藏的古代玉器、銅器上汲取素材,巧妙地裝飾在傢俱上。清代在明代的基礎上發展得更加廣泛了,明代多限於裝飾翹頭案的牙板和兩腿間的鑲板,清代則在桌案、椅凳、箱櫃上普遍使用。明代多雕刻螭虎龍 (北京匠師多稱其為拐子龍或草龍);而清代則是夔龍紋最為常見,其他還有夔鳳紋、拐子紋、螭紋、虯紋、蟠紋、饕餮紋、獸面紋、雷紋、蟬紋、勾卷雲紋等無其不有。根據傢俱造型的不同特點,而施以各種不同形態的紋飾,表現了古色古香、文靜典雅的藝術形象。

清代自康熙晚期至乾隆初期曾一度開放寧波和廈門兩個口岸,與海外通商貿易。來往最多的是日本,貿易品類中有相當數量的東洋漆傢俱。這些洋漆傢俱進入皇宮,深得皇家喜愛,從清代宮中貢檔得知,在這一時期內,除從日本直接進口外,還在浙江寧波、江蘇淮安、福建福州、江西九江和長盧等地大批仿製洋漆傢俱,進貢皇宮。尤其是福州,以金漆描畫山水樓閣著稱,裝飾花紋則以西洋花紋佔多數,在漆器行業中,居全國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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