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溧陽市博物館藏宋樽式銀爐

　　宋代樽式銀爐（圖1），現收藏於江蘇省溧陽市博物館，為國家二級文物，1992年出土於原溧陽沙河鄉新沙村的一座南宋晚期墓葬。銀爐高8.1、直徑10.2厘米，為直筒三足造型，週身裝飾有弦紋，器型小巧可愛，風格簡約古樸，是為宋人摹古的小品佳器。這種樽式爐原型系秦漢時期的酒器，在宋代多見於瓷器中，如宋代汝窯、龍泉窯中都有這種造型的器物出現。

圖2 《亦政堂重修考古圖》之攜奩圖

圖3 《亦政堂重修考古圖》之鳳奩圖

圖5 河南輝縣市出土帶有“酒樽”銘文的漢代陶樽

圖4 銅樽銘文“中陵胡傅銅溫酒樽重二十四斤河平三年造”

圖6 西晉劉弘墓出土的玉樽

　　當時宋人將這種三足筒狀造型的器物命名為“奩”。北宋呂大臨《考古圖》（卷十）中收錄一件帶有提梁的“開封劉氏攜奩”（圖2）和一件“廬江李氏鳳奩”（圖3），並作注曰：“李氏錄雲奩或奩。後漢明帝上陵親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則非獨藏鏡也，《世說》云：彈棋起自魏後宮妝奩之今觀蓋勢頗類棋局。按今洛都宮中有彈棋局中隆外陀如奩。”這裡的廬江李氏即李公麟，呂大臨認為這件器物的器蓋形式像彈棋局，而漢代建安中宮人以梳妝用具戲於妝奩之上，因此將其命名為“奩”。

　　北宋時期包括李公麟、呂大臨在內的金石大家都認同這類器物的名稱叫“奩”，南宋時期成書的《續考古圖》（卷二）中收錄了一件熊足造型的“塗金奩”。因此這件溧陽市博物館所藏的銀爐，在當時的宋人看來應是被稱呼為“奩”或“奩爐”的，並且在宋人詩詞文章中也屢屢有相關描寫作為佐證。如范成大在其遊記《吳船錄》中記錄其在峨眉普賢寺中看到有“奩爐”、陸游《夜遊宮》曰“寶奩炷、麝煙初暖”、呂本中《蝶戀花·春詞》說“睡起小奩香一縷”等。宋末元初人周密在《武林舊事》中記載了張俊在府邸宴會上進獻給宋高宗趙構十六件汝窯的事：“紹興二十一年十月，高宗幸清河郡王第，張俊進奉：汝窯酒瓶一對、洗一……大奩一、小奩一。”這裡提到的“大奩一、小奩一”即是汝窯中的這類造型器物。

　　既然宋人都已經稱之為奩，那為何今人將其命名為樽呢？這是因為這種器物最早自帶的銘文即為樽。1962年在山西右玉縣出土了一批西漢成帝時期的青銅器，其中有兩件高25、口徑23厘米的三足筒狀青銅器，口沿及蓋下的子唇外沿均刻隸體銘文：“中陵胡傅銅溫酒樽重二十四斤河平三年造”（圖4）。2010年在河南輝縣市孟電濱河灣小區工地出土了一件帶有“酒樽”銘文的漢代陶樽，高16.7、口徑21.2厘米，底飾三羊角神獸足，腹部用白色顏料豎寫隸書“酒樽”二字（圖5）。通過銘文實物可見古人最早即將這類三足筒形器稱之為“樽”，而宋人將其誤會成“奩”，以至於與真實的奩糾結不清。漢代樽具十分流行，有青銅、釉陶、漆器乃至玉器，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園中的祔葬墓劉充國墓中即出土了一件獸面鋪首三足玉樽，這件玉樽高僅2.5厘米，應該是作為把玩的弄器。宋人邵博在《邵氏聞見後錄》中有記載曰：“紹聖初，先人官長安府，於西城漢高祖廟前賣湯餅民家，得一白玉奩，高尺餘，遍刻雲氣龍鳳，蓋為海中神山，足為饕餮，實三代寶器。”這件宋人筆記中的白玉奩與1991年在湖南安鄉縣黃山頭西晉劉弘墓中出土的玉樽（圖6）實在是很相近。

　　宋代金石學的興盛，好古之風盛行，被贊為漢代以來中國文化史上的第二次“文藝復興”。這一時期湧現出諸多仿古器物，宋代的仿古器不僅僅在於形制的完全照搬，而是取其古意留作今用。這些仿古器物在人們的生活中履行新的功能，如鼎、鬲、簋被改造為香爐，插花的盛器模仿古代玉琮造型。這些轉變表明仿古器物有了新的環境，包括文人的書齋和其他室內空間。恰如這件溧陽市博物館所藏的銀樽爐，宋人以秦漢酒具為原型，設計為一文房清玩雅器，使其煥發出新的藝術生命，真可以說是宋人傑出的文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