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珍仿宋版《淨土三部經音義集》

　　清末以來，佛經印製在民間頗具規模。以金陵刻經處、北平刻經處為代表的中國南北兩大刻經機構，進一步推動了自唐宋以來的雕版刻印佛經事業。進入上個世紀前葉，隨著鉛字排印的普及與現代印刷業的蓬勃發展，鉛字排印的佛經在中國都市佛教信眾中，逐漸流行開來。

聚珍仿宋版《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聚珍仿宋版《金光明最勝王經》，藏文頁面

聚珍仿宋版《金光明最勝王經》，日文頁面

　　鉛字印經以其便捷價廉之故，逐漸成為印製佛經的主要方式，逐步替代了傳統雕版刻經的主流地位。在鉛字印經逐步替代雕版刻經的歷程中，處於“過渡”階段的，由中華書局承印的“聚珍仿宋版”佛經，值得關注與研究。 

　　“聚珍仿宋版”簡史 

　　自明清以來，雕版刻印書籍的字體概以仿照宋代書籍的字體為時尚，出現了種種“仿細明體”字體。既名“仿細明體”，當然是仿照宋代的風格而制，但這並不是仿照宋代某位書法家或名士的手書字體，而是直接仿照宋版書的雕版字體而來。 

　　及至清末民初，官方與民間刻印書籍所用字體，一直沿襲明代中期創製的所謂“細明體字”（實為“明朝體”），在字體筆畫上一直呈現出橫細豎粗的方正之感。應當說，這樣的方塊字型，本來是明朝工匠在摹仿宋版書字體時有所改造、特別創製的一種“明朝體”，創製之初，自有其形態方正、字體莊重的優點。然而，持續兩三百年之後，過於機械單調的筆畫細節標準及千篇一律的方塊字型，難免會令讀者產生呆板、滯鈍的視覺疲勞之感。 

　　為此，從近兩三百年來明清兩代“仿宋”者們的工藝著眼，並從中不斷獲得啟示，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的丁輔之、丁三在兄弟決定廣徵宋版書籍，親自仿寫，刻制楷體活字，然後拼版印刷。1916年，經過丁氏兄弟模仿宋版書常用字體“歐體”（歐陽詢的書體）而統一改型的字體，基本創製定型，被命名為“仿宋歐體字”。將此種專用的仿細明體活字用於印製書籍，更隨之亦摹仿宋版書的版式格式，又因之產生一種特殊的版式，即“聚珍仿宋版”。所謂“聚珍”，就是活字印刷的意思。這一稱謂始於清乾隆帝的創意，他認為“活字”一說不雅而替之以“聚珍”，“聚珍”從此有了聚攏字模印就珍本之意。 

　　時至1920年，“仿宋歐體字”與“聚珍仿宋版”申請專利獲准，成為中國歷史上首個獲政府認可的漢字字體與印書版式專利。這一專利的獲得，引起國內書業巨頭中華書局的高度關注，當年即與聚珍仿宋印書局方面有所聯絡，開始併購談判。次年，1921年，中華書局併購丁氏兄弟創建的聚珍仿宋印書局，正式收購了已鑄成的頭號、二號、四號、三號、三號長體夾注各歐體仿宋字共五種銅模鉛字和已摹寫樣本陸續刻鑄的頂號、初號、三號、五號及頭號、四號長體夾注及長短體字及西夏字體共八種銅模鉛字。 

　　接著，中華書局啟用“聚珍仿宋版”印製《四部備要》大型古籍整理叢書。全套叢書達到一萬一千三百零五萬卷，分訂為二千五百冊，規模之巨，可稱空前。這套叢書的問世，進一步拓延“聚珍仿宋版”的社會影響力與品牌價值。隨後，“聚珍仿宋版”印製的各類圖書、文件、名片，逐漸風行於中國各大城市。與此同步，梁啟超、王國維、羅振玉、張騫等各界名流的文集與著述，也紛紛採用“聚珍仿宋版”印製，足見其影響力正日益擴大與深入。1929年，中華書局還將此專利輸出至日本名古屋的津田三省堂；此後，東南亞各地的中文書籍印製，逐步開始採用仿細明體鉛字印刷。 

　　當然，研製仿細明體字並投諸印書事業的並不止“聚珍仿宋版”一種，只是無論技術成熟度還是應用規模上，都無法與之抗衡。在後來半個多世紀的實際應用中，“聚珍仿宋版”印製專利在國內漸成一統之勢，同時也不斷吐故納新、與時俱進——如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還為適應簡體字印刷有過重新刻模之舉。在這種全國大規模應用的前提之下，丁氏兄弟首創的“聚珍仿宋版”及其“仿宋歐體字”，基本取代國內所有已知並投入使用過的“仿細明體”這一字體，成為“仿細明體”概念在應用領域中事實上的唯一代表。曾幾何時，國人一提到“仿細明體”，即為此“仿宋歐體字”。時至今日，我們常使用的電腦上默認中文“仿細明體”，也不過是在此基礎上的改良版本罷了。 

　　那麼，在上個世紀前半段，用“聚珍仿宋版”印製的佛經又有何特點呢？僅據筆者所見，當年中華書局承印的“聚珍仿宋版”佛經種類與數量都不在少數，其中頗具代表性的至少有三種，即《淨土三部經音義集》《金光明最勝王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這三部經書各具特色，從內容選取到印製工藝，都很能反映時代特徵。 

　　著名學者王國維校印 

　　《淨土三部經音義集》 

　　早期印製的“聚珍仿宋版”佛經，當以《淨土三部經音義集》為代表，其印製時間可推定為1919年至1920年間，正值丁輔之創辦的聚珍仿宋印書局與中華書局盤並前後的特殊時期。 

　　此書內容，源自著名目錄版本學家、藏書家楊守敬（1839—1915）在日本覓得一部鈔本，之前在中國內地從未有過印製出版。楊氏所著《日本訪書志》記錄了日本訪書時所見各種珍罕古籍，書中提到此《淨土三部經音義集》舊鈔本，稱其乃是一部日本僧人在相當於宋代端平二年（日本嘉禎三年，1235年）時的著述，書中保留了大量中國唐代以來的韻書佚文，世所罕見，彌足珍貴。為此，楊氏特意將該鈔本抄錄副本，帶回國內，可惜直至其逝世亦未能將之校印成書。之後，羅振玉得悉此書之寶貴，遂設法重新抄錄校訂，再交由著名學者王國維親自校印成書。 

　　據查，1917年8月14日，王國維致羅振玉的信中，首次提到了《淨土三部經音義集》。信中稱“《淨土三部經音義》標明諸家韻書，必足補《倭名鈔》所未備。此次研究《唐韻》之結果……《淨土音義》到後當更有所得。”1918年2月23日，王國維致羅氏信中，又提到“昨日始著手校《淨土三部經音義》，楊本與公本各有佳處，亦以意是正，並將訛別之字改正盡注於公本上。此書僻字稍較少，再寫一本擬付之排印矣。” 

　　據此可知，王國維至遲在1918年2月就已拿到羅校本與楊校本；遂以羅校本為底本，於當月22日開始著手校訂。校訂完成之後，他打算再重新謄錄一份，即可以此付印了。聯繫到1919年春羅振玉自日本歸國定居，《淨土三部經音義集》可能就在當年付諸印製。當然，也有可能稍後，延至1920年間方才付印，此時聚珍仿宋印書局正在與中華書局談判併購事宜。 

　　毋須多言，這一部距今已整整一百年的《淨土三部經音義集》，經楊守敬於日本訪得抄校，再經羅振玉、王國維付諸校印，自有其獨特的歷史價值與學術價值。在印製方面，更因使用鉛字乃初鑄之物，尚未大量使用而有所磨損，所以以之印成的字跡筆畫勁峭挺拔，觀之極為清朗銳利，是頗為難得的早期“聚珍仿宋版”所印佛經的代表作。 

　　藏漢日英多語種匯印 

　　《金光明最勝王經》 

　　聚珍仿宋版《金光明最勝王經》，印製時間約為1925年，在印製技術上更為成熟，印製工藝上也更進一步，堪稱民國鉛字排印佛經的代表作之一。 

　　成書開本碩大，單頁尺寸達到了長26、寬15厘米；且行格疏朗、字大如錢，捧讀這樣的經書，頗為悅目清爽。內頁正文每卷卷末均有校勘記、疑難字音釋，校訂極為嚴謹。 

　　據考，自晚清以來，《金光明最勝王經》共有三種常見的通行版本，均為雕版刻經，年代較早者為清同治十年常熟刻經處刻印，年代最晚者為北平刻經處於1933年刻印。而公認印製質量最好的北平刻經處刻印本，也比聚珍仿宋版《金光明最勝王經》晚了七八年時間。 

　　佛學家江味農校印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上個世紀30年代，“聚珍仿宋版”承印的各類大型叢書相繼印成並重印多次；應私人訂製之需，以之印製更為精緻精美的各類書籍也層出不窮，這都標誌著印製技藝日益成熟，更上層樓。在這種良好發展態勢之下，中華書局承印佛經的種類與規模，也不斷拓展開來。印製精良的聚珍仿宋版《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就正誕生於這一時期。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大乘佛教的根本經典之一，自後秦鳩摩羅什譯介此經以來，該經在中國內地流行已極廣，各類版本歷數百年流衍不息，時至80餘年之前，以“聚珍仿宋版”來特意校印此經，似乎並無多大必要。畢竟，當時僅從排字製版到印刷、裝訂的成本而言，“聚珍仿宋版”都明顯要高於同時期其他的普通鉛活字印經費用。 

　　印成於1933年的聚珍仿宋版《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開本碩大，單頁尺寸與聚珍仿宋版《金光明最勝王經》相同。更勝一籌的是，此經書正文每頁僅置6行，這就意味著其每頁行格尺寸更為寬大，比之聚珍仿宋版《金光明最勝王經》單頁11行的行寬，都還寬出近一倍。與之相應的，正文排印的字號當然更大，也更為悅目，即便目力孱弱者亦可欣然誦讀。印書用紙也較考究，不是年久易脆的普通機器紙或毛邊紙，而是細韌輕柔、瑩白潤澤的連史紙。當然，與之相應的，其印製成本也必將高於同時期鉛字排印書籍。 

　　應當說，《金剛經》的江氏“校定本”，極具版本考訂與學術研究的雙重價值。而這一部聚珍仿宋版《金剛經》，就正是江氏“校定本”的首次印製，其《校勘記》及《校正本跋》均一一附於經文之後印出。 

　　限於眼力與機緣，筆者僅有幸獲見上述三種頗具代表性的“聚珍仿宋版”佛經。每每撫卷展讀，無不為其印製精良與工藝獨特而感歎不已。雖然“聚珍仿宋版”誕生至今不過百年時間，且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還有過應用，可歲月流轉、故紙飄零，如今想要知道究竟有多少種“聚珍仿宋版”佛經曾印成並流通於世，卻已成難以解答之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