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弘治景德鎮官窯瓷業的衰落(1張圖片)
  • 15年4月17日 23:24发布

作者簡介:芝麻开门,古董臺灣網網站站長,愛好古董古玩收藏,尤擅長古錢幣類鑒定。

明代弘治景德鎮官窯瓷業的衰落

  在經歷了正統、景泰、天順三朝瓷業的"黑暗時期"以後,成化景德鎮官窯瓷業進入了明代瓷業史上的一個"中興時期"。永宣傳統產品得到恢復,創燒產 品、仿古製品也陸續湧現,尤其是斗彩的成功燒造,更為成化制瓷業增添了時代藝術特色,並使之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但是,這種局面未能保持到弘治時期,朝代 的更迭使瓷器的燒造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御廠窯事很快地由"盛"轉而為"衰",這種轉變集中反映於兩個方面:一是燒造數量的劇減;另一側是色彩的單調,由成 化"艷"的傾向轉而為"素"的趨勢,這兩點構成了弘治朝瓷業走下坡路的主要特徵。考其凋蔽原因,當與孝宗帝朱祐樘的治國之道及個人嗜好有關,本文主要談談 這方面的問題。 

  (一)在瓷器研究領域內,很少有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弘冶一朝,因為這個時期似乎並無特別值得研究的課題。而且,成化、弘治、正德三朝是明代中期一 個瓷業發展比較穩定的時期,其間除了弘治朝傳世品稍少外,發展比較平衡,似無明顯的衰落跡象,在未考察這一問題前,筆者始終不懷疑這種傳統看法的正確性。 然而,通過研究,事實提出了有力的反證,一經比較弘治朝瓷業不景氣的跡象即刻顯露出來,無論是燒造數量、品種、形制諸方面,都無法與成化朝相抗衡,也難以 同正德朝相提並論,這三個朝代官窯瓷業的起伏,呈現出一種"M"形的發展趨勢。 

  筆者根據現有的材料對傳世的成化、弘冶、正德瓷器作了一次粗略的統計,發現弘治朝的製品出乎意外的少,在國內,除了北京故宮博物館、台灣省故宮 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等大博物館擁有較多數量的弘治瓷器外,其餘僅見零星收藏;在日本、美國等一些收藏中國瓷器較多的國家,對弘治瓷器的收藏也是微乎其微。 在出土器物中,除了景德鎮御廠窯址的殘片外,其餘只是個別的發現,幾無成批的弘治瓷器出土。 

  從品種看,弘治官窯器也無法與成化、正德兩朝相比較,現將這三朝有傳世實物為依據的燒造品種分列如下: 

  成化:斗彩、五彩、青花、青花黃彩、青花加彩、孔雀綠釉、孔雀綠釉青花、釉裡紅、青花釉裡紅、祭紅、祭藍、紫金釉、黃釉、黃地綠龍、白釉、白釉刻填綠龍、豆青釉、仿哥、仿鈞等。 

  弘治:五彩、青花、青花黃彩、釉裡紅、黃釉、黃地綠龍、紫金釉、白釉刻填綠龍、白釉刻龍露胎、豆青釉等。 

  正德:五彩、三彩、素三彩、礬紅彩、青花、青花紅綠彩、青花黃彩、黃釉、黃地綠龍、紫金釉、釉裡紅、青花釉裡紅、祭紅、白釉、白釉刻填綠龍、孔雀綠釉、瓜皮綠釉、豆青釉等。 

  成化朝燒造的斗彩瓷器,是一種極為名貴的品種,它們絕大多數分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館和台灣省故宮博物院;在國內外博物館、收藏家手裡還有部份收 藏,從其數量來說並不算少,但令人驚訝的是弘治一朝竟未見一件斗彩瓷器!足見這一類處於藝術巔峰的名貴作品至治時已停止燒造了。只有五彩尚有少量製作,目 前僅從國內外出版物上見到幾件作品1,且藝術質量已遠不如成化斗彩。其他製品均襲成化舊制,但有的已不能與成化器同日而語,比較突出的是題材單調,紋飾多 數是傳統的龍紋,在藝術處理上也出現了不正常的狀況,例如青花游龍碗中龍的佈局很不協調,龍象徵著騰躍,但彆扭地躍於蓮池,這種題材以後絕少見到。再如白 釉露胎刻龍盤,這種盤應是本朝的典型器,但製作較粗糙,龍的神態也缺乏生氣,台灣省故宮博物院藏五彩龍紋盤也同樣有這一質量粗而稚拙之感。青花是每一朝均 有大量燒造的主流產品,但弘治青花不僅少見,且形制均勻為小件盤碗類,英國大維德藏弘治九年紀年款瓶一對,形制較大,製作較精緻,但屬民窯燒造。當然,由 於前朝老藝人尚在,技法並未失傳,許多瓷器的製作依然保持著成化的良好製作風格,而且也生產出了一種有代表性的色釉–低溫嬌黃釉,這種色釉的燒造超過了 前朝,達到了歷史上低溫黃釉最高水平。但這種色釉的高質量並未能改變弘治朝釉彩品種單調的狀況,綜觀,弘治朝瓷業之現狀,與前後朝相比幾乎處處趨於劣勢, 這一切,顯示著該朝瓷業的不景氣。 

  (二)傳世實物從一個方面印證了弘治朝瓷業已經在走下坡路了,但傳世品的稀少其原因有多方面,有時因戰爭,宮廷災變等歷史原因也可導致傳世實物 的減少。因而分析主要原因還必須瞭解當時朝廷對景德鎮御器廠的瓷器燒造抱什麼樣的態度,產生什麼影響,因為掌管御器廠燒造大權的是皇帝本人。 

  下面是弘治朝宮廷中一些日常記載,反映了官方對當時御器廠瓷器燒造的動態和反應。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蘭州臨清鎮守、四川管銀課、江西燒造饒器、"廣東新淥守珠池內官悉令回京2。 

  按憲宗朱見深於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崩,九月壬寅孝宗即位,減饒州燒造內官時已是孝宗當政。上述同官,所擔任的並非是當時最重要的職務,召其回京不 是商議什麼軍國大事,而應是停止其所轄業務活動。後來的史實證明,此舉的目的,無疑是節約資財,限制瓷業,打擊為非作歹的宦官。 

  弘治三年十一月"甲寅,內閣大學士劉吉等言:……近來工役繁興與軍民困苦,如沙河橋自成化十四年被水沖壞……又如江西磁器,內府所收計亦足用, 今又無故差內官燒造、未免擾人……乞將沙河橋南海子做工軍士盡放回營休息,燒造磁器內官停止不差……上曰:災變疊見,朕深憂懼,思圖消復惟在恤民,今卿言 天寒軍士久勞,工役及燒造內官騷擾地方,誠宜停止,江西燒造磁器,內官不必差3。"這段史料詳細說明弘治弘治三年仃差內官燒造瓷器是大臣上諭,向朝廷陳述 原委,孝宗才決定停止不差的。其原因十分清楚,這些內官太監,在地方上無惡不作,大臣對此甚為不滿,所謂"擾人"僅僅是一種婉轉的措辭:而所述"內府所收 計亦足用"之語正說明內宮瓷器的貯存數已是十分巨大,不必再燒。顯然,這些瓷器絕大多數是成化時期燒造的,因為孝宗執政三年,兩度裁減、停遣燒造內官,景 德鎮御器廠的製作不會有什麼大的進度,即使沒有停燒,其數量也有限。因此,可以說,弘治早期幾乎沒有多少瓷器生產。 

  除了聽從臣下的諫言,不差內官前往江西督燒瓷器外,孝宗還進一步放寬了對民間徵收制瓷原料的政策: 

  弘治五年三月"辛未初八日,以皇太子禮成詔告天下":……各處額辦派辦物料除軍需供應器皿外,其餘朱漆,油麻、銅絲、銅青、銅鐵等,……白墡4、礬紅、燒造缸釉等土……等項自弘治二年十二月以前拖欠未征者悉與蠲免,已征在官者仍解本部並本處收貯以備別用5"。 

  由於許多行業的停止,這些額辦派辦的物料似乎已沒有多大作用,只是作為一種備用物資貯存於官府,而且拖欠年限迨至弘治二年年底為止,很可能以後 三年內並未征改。這裡,有一點應當注意,這段材料中提到的"礬紅"可能就是燒造包括成化斗彩在內的紅彩料,把它列為朝廷徵收的原料中的一項,足見成化朝對 礬紅是重點徵收的,因為它與制瓷主要原料"白墡""缸釉"列在一起,這種彩料的蠲免進一步證實彩瓷的燒造在弘治朝完全進入低潮,朝廷對這種費財甚多的製品 顯然已不感興趣。 

  弘治中期以後,景德鎮官窯瓷業又在朝廷內官的嚴加監督下,生產比較精緻的瓷器,以致又一次引起了大臣的強烈不滿: 

  十一年十一月"癸卯,禮科給事中塗旦等言……近者差內官往蘇杭等處織造緞匹,陝西等處織造羊絨,織金彩、妝曳撒禿袖、江西燒造各樣瓷器,俱極淫 巧,又取福建絲布追督甚急,況各處連年災傷,邊方多事,重以騷擾,百姓何以堪命?伏望一遵舊制,非常額一切停止,不宜停止者,責其進納,所遣內官通行取 回,庶可以寬民力……上曰:訥忠言聯當自處,王鋮既用之邊族,置勿論,其餘令所司斟酌以聞6"。 

  孝宗帝這一次的態度比較曖昧,顯然他對上述物品不無需求之意,只是礙於面子,或者說尊重臣下之苦口良言,因此還是把決定權下放給有關衙門。 

  兩年以後(弘治十三年四月癸丑),"禮科都給事中寧舉等以災異言十事",其中一節財用謂:"近者屢差內臣往陝西蘇杭織造駝絨緞匹,饒州燒造瓷器,凡諸工作動費不貲,況所差者假公營私,用一造百,……乞取回各處督造內臣,減光祿寺無名供應,以安民心……上納之7" 。 

  寧舉等所奏內容與兩年前塗旦等所奏內容基本相同,可能前面孝宗批復的"令所司斟酌以聞"之言,臣下並未完全(或無法)執行,因而寧舉等再奏並著 重指出了"動費不貲"和宦官的"假公營私,用一造百"對地方百姓的危害。從這裡可以得知弘治十一年以來燒造瓷器所耗資財頗大,從而可以推測,弘治朝在這一 階段可能燒造了較多質量較高的瓷器。似可認為,這一階段是弘治瓷業的高峰。 

  弘治十五年三月癸未,孝宗"命取回饒州府督燒瓷器內官",其由為"從巡撫都御史韓邦問奏也8"。韓為巡撫江西都御史,他在地方上顯然深知浮梁民 困和宦官貪酷之實情。於是又一次撤除了督造內官。與此同年"弘治十五年奏准,光祿寺歲用瓶壇自本年為止,已造完者解運,未完者量減三分之一9"。這一減燒 措施似與韓邦問之上奏事有密切關係。 

  次年(十六年)七月江西按察司僉事任漢上地方事宜,其中有:"一謂江西地狹產薄而科賦比常加倍,景德鎮燒造瓷器所費不貲,衛所軍士有半年不得支糧者,乞暫將解京折量銀兩並起解運,兌軍糧未減半坐派多剩留以濟軍士,其軍需顏料並瓷器之類亦暫停免二三年十"。 

  任漢的上諭在當時並無答覆,但後來可能還是兌現的,同年十二月"已未,吏部尚書馬文升奏……乞將弘治元年以來所派一應物料量為停免……工部復奏 弘治十年以前及十三、十四年分派所宜蠲免停止者十七事疏上俱從之⑾"。這段史料中雖未知有否停免燒瓷,但從有奏必從的實際情況看,景德鎮御器廠極有可能在 很大程度上停燒或減燒。 

  綜觀孝宗當政十八年,對監燒瓷器內官的遣召諭旨減燒是十分頻繁的,其間僅罷免、召回燒造內官的次數就至少有五、六次,而減燒,蠲免的事例也時有 出現,這種撤而復遣,遣而復罷的做法,在許多朝代皆有,但在弘治朝顯得特別多,而且別的朝代往往是監燒者不力,燒造質量下降而遭朝廷訓斥或貶滴;但弘治朝 則是宦官"騷擾百姓"等原因造成。凡此種種,對御器廠的正常生產影響很大,於是產量劇減,多種品種取消,質量有下降趨勢。《明史》食貨志在敘述正德朝瓷器 時統計:"自弘治以來,燒造未完者三十餘萬件"。計劃內的三十餘萬件沒有完成任務,這主要是由於朝廷採取了上述一系列限制措施後逐漸拖欠積壓的。因此,對 造成這種官營瓷業蕭條的主要責任者孰誰,是十分明確的了,它完全與孝宗帝的治國之道相適應,與其統治時期所奉行的政策相適應。 

  (三)弘治帝是何許人?在他當政時奉行的是什麼政策?在明代各朝君主中,孝宗朱祐樘是一個比較清明的皇帝,舊史家對他的評價也較高,譽其統治時 期為"弘治中興"。《明史》對他更是讚頌備至,謂:"明有天下,傳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稱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際,國勢初張,綱紀修立,淳 樸未漓。至成化以來號為太平無事,而晏安則易耽怠玩,富盛則漸啟驕奢,孝宗獨能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兢兢於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寧,民物康阜⑿"。誠 如史料所記,孝宗是一個比較懂得治世之道的開明君主,他任用賢臣,採納忠言,勤於治理、裁抑宦官,並提倡節儉,與民休息。其中比較突出的一點是"儉"。在 他當政時期,減燒景德鎮瓷器僅是無數措施中一項,明史記載,他經常"禁內府加派供御物料"、"減供御物品""罷營造器物"、"減光祿寺供應"等。另外,不 斷"免各地災稅糧"、"賑災民"、"免織造"、"閉銀坑",甚至對正旦、萬壽聖節、重陽、冬至等節日宴賜百官之常例,也經常命"免宴賜以節錢鈔"。執政十 八年,禁減項目之多,為歷朝所少見。由是而"朝序清寧,民物康阜",執政期間,臣民歡欣,朝野鼓舞。當然這是相對前後朝昏庸之主而言,其父成化、其子正德 縱情聲色,荒淫無度,寵用宦官,朝政腐敗。把這些情況綜合起來看,景德鎮御器廠瓷器生產在弘治朝走下坡路乃是勢所必然,順理成章之事。這對後世瓷器研究者 來說不無遺憾,因為如果孝宗與其父其子一樣不加限制的話,當時的瓷業是不會停滯不前的,說不定的有方面還勝於成化、正德,但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他的做 法是明智的、進步的,符合廣大臣民的願望的。 

  (四)在分析一朝瓷業興衰的同時,還應注意到下面這一因素,即皇帝個人的嗜好有時也可能會造成瓷業的興衰。如宣德時朝政並不腐敗,但宣宗喜好瓷 器,其時青花及各類製品俱佳;景泰帝可能格外欣賞琺琅器,由是該朝流行"景泰藍"?舀 絲琺琅器;成化帝似乎對彩瓷有特殊興趣,因而斗彩製作特別精。但弘治由於"兢兢於保泰治盈之道"夙夜憂勤、忙於政事,似乎在器用方面並無特殊嗜好,也沒有 什麼閒情逸致去欣賞瓷器,更無暇顧及孰好孰壞。但是,有跡象表明,弘治帝喜愛素色,反映於瓷器上的是傳世實物絕大多數色澤素淨,另外從史料也可窺見其嗜素 之一斑,如弘治十五年三月"已亥,先是有旨,自正月初一至十二月二十七日,但遇御膳進素日期,俱令光祿寺禁屠,戶科給事徐昂等因言今一歲之中禁屠斷宰者凡 一百一十一日……"。從中可知,弘治十五年一年內御膳進素日期可達一百一十一天,約佔全年三分之一,而且關於"進素在祖宗朝本無故事,惟皇上好生之德出自 天性,故愛惜物命,至於如此⒀",說明弘治早有食素習慣,其御膳進素也是常事,而越到後期可能進素日期更多。由此類推,食素所需之器皿必然與所盛食物相適 應,其色調必然相和諧。因此,弘治帝對素淨器皿的使用是比較多的,再說,宮中的器用主要以皇帝的活動為軸心,任何事物必須以皇帝的需要為第一需要;因而我 們又可推斷,弘治嗜素,嗜素之結果導致對素淨器皿的廣泛使用的需求,這是弘治朝瓷器色澤為什麼普遍較素的又一因素,這一因素對該朝瓷業的相對衰落,無疑也 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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