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徵明與毛錫疇

　　信札，亦稱尺牘、書札、手札、書、啟、筆劄等，在中國古代，寫信是人們最普遍的書面交流的方式。信札作為文章之一體，很早就為人所重視，《文心雕龍·書記第二十五》記載古來筆札之尤者，並說：“陳遵占辭，百封各意；禰衡代書，親疏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在後代文人的文集之中，信札也常常作為一個獨立的部分被編入其中，但多數情況下，並不保留書寫的時間，有時連受書人的名字也被刪去。顯然，文集的編纂者希望讀者瞭解的並非信札中的具體事件，而是其文學價值。在清初，周亮工、李漁等人甚至徵集同儕書札，編成一種獨特的選集，這大概可以看成是其時流行的小品文之流波。因為其明確的出版指向，作家在向編輯者提供信札時，則更為強化其文學意義，而信札本具的“事件性”無疑會受到弱化。 

　　北宋太宗時刊刻的《淳化閣帖》，為後代集帖之濫觴，《閣帖》的母本多為內府收藏的前代書家的信札。它的刊刻目標與《尺牘新鈔》之類的選集完全不同。對於文辭和內容，編者並不關心，以致犯下許多張冠李戴的錯誤，為後來的研究者所詬病。作為編選者，以過板刊刻的方式保留與傳播古人的書跡，才是其立意所居。 

　　因為尺牘兼具文學價值與書法價值，後代收藏家與出版家對此一直抱有濃厚的興趣。在明清時代的書畫著錄中，書畫家以及社會名流的信札常是收藏的一個重要方面，因為尺寸相對固定，收藏家常根據作家的時代、身份、事功等，將他的收藏分別裝訂成冊，如《明清兩朝畫苑尺牘》《明十五完人手帖》。這些作品有一部分保存至今，有一部分曾經入石，如《人帖》，也有的在晚清以後木刻印刷，如《明清名人墨寶三集》。在傳世的信札中，以明清人的作品居多，這為我們研究其時的文學與書法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書畫應酬 

　　書畫應酬是文人信札的主要內容。明代蘇州名人輩出，書畫家亦佔全國之泰半。有學者指出書畫藝術在吳門的勃興，與其時大批文化精英因不遇於時轉而潛心文藝有極大關係。那些富貴者“薄文翰為不急之務，溺情仕進，不復留心”，所以山林之士獨擅其美，從中可見世風之變。文人的書畫應酬大概有三種情形，一是書畫家主動贈予；二是書畫家酬答相知者，或者相知者作為中間人索求書畫；三是書畫家對一般“委託”的回應。 

　　第一、二種情形大多建立在相當的友誼與互惠的基礎之上，受書（畫）人常常以禮品或是服務作為回報。如文徵明在寫給毛錫疇的信中說：“連日陰雨，不能出門，而賓客寡至。漫作小幅，奉為高齋清玩。”在這封信的最後，文徵明感謝對方惠贈酥餅、豆豉等物。事實上，從文徵明與毛錫疇昆仲間大量的通信中，我們發現幾乎每次都提及收到了對方的禮品。在給另外一位友人石門的信中，文徵明寄上扇畫一幀，並說：“凡君所須，未嘗不為君盡，而來書乃有羨於茂甫，何耶？”能夠有所須即為操翰，自非深情厚誼莫辦。友人遠行，文徵明亦常常主動贈與書畫，如正德十三年（1518）冬，王韋赴任河南提學，文徵明當年臘月的信中，奉小畫一軸並系短篇贈行。文徵明兩封寫給鄭善夫的信也都提到對方榮行，在第一封信中附寄小扇拙作及小書粗絹；在第二封信中附寄小詩拙畫為行李之贈，又作書四紙，以為對方途中人事之用，此外更有小楷一紙，奉供舟中清玩。有時求醫問藥，文徵明也會以書畫作為交換，如在給半雲法師的信中，他求十香膏以治疥癢，同時寄上扇畫，聊表謝忱。 

　　文徵明傳世的信札中，有相當部分都是書畫應酬的內容，這些信札幾成套路，大體先抱怨自己忙、冗或是病，其後再表示“旦晚課上”，這些信基本都是收到對方所送禮物後的回復。如在寫給陳啟之的信中，他說：“蓮黃皆佳品，領貺珍感。向委寫除夕詩，因稿簿失去，不及具上。旦晚尋得即錄奉也。”文徵明收到的禮品從餅、筍、魚、蟹到他不敢吃的河豚，不一而足。

（明）黃姬水與彭年

　　同儕之間的請托，則多少有互惠之意，往往遣詞直截了當，亦少見禮品往還。如王稚登致書錢榖，明確要求“畫筆佳者見惠一二”。張鳳翼請彭年為書《桃花源記》，以與陶淵明文、文嘉畫足為三絕。但請友人作書畫，更多是為了派其他用場，如彭年《與蘭西》云：“奉上扇二柄，乞妙染，並草書二紙，乞盡打上圖書，明早當詣領也。”一下子要求對方創作四件作品，且次日早晨就要取貨，顯然有急切的人情需要應付。又如文彭請錢榖為作三扇：“須今日動手為妙，欲作人事也。至懇至懇。繁簡但憑尊裁。”這裡所說的“人事”，就是人情酬酢之意。有些作品則是為友人所求。如文嘉在寫給陸師道、王世懋的信中，談到有人托乞二人詩翰，故附寄有瓣瓣花扇一柄，希望收到之後立即拈管。黃姬水則幫助寶應張太學向彭年求匾額二紙、扇二把及書室對一聯，在寫給彭的信中，黃希望他馬上揮賜。 

　　有時請托人還會對作品提出具體要求。如周天球為人請陸師道書《容閒閣詩》，在信中特別交代格式：“渠意欲於首行只書寄題南泉先生容閒閣數字，末只書名，不必歲月官銜，正與衡翁、酉室一樣，作配故也。”王稚登則要求錢榖畫作的落款題“《善權洞圖》，寫奉少溪宮詹五十之壽”。這裡提到的少溪，即項元汴之兄篤壽，顯然此畫乃為祝壽所求。文肇祉請錢榖作畫扇，要求“用心一畫白燕”。黃姬水請一位友人作二扇，“其一送陸五湖，煩作《清涼山寺圖》，蓋分得此題故耳。其一送陳雨泉，煩作雲山，略類滇中之景足矣”。連具體的畫題及題材都有詳細的規定。嘉靖戊子（1528）九月十一日，文彭作書請朱朗畫花卉，不僅要求分畫水仙、梅、山茶，牡丹、桃花，葵榴，芙蓉、菊花，且每幅都要有王榖祥的題詩，至於尺幅，“止用三尺絹稍長些，作四幅，必要設色者”。

（明）文彭與朱朗

　　有時因為遲滯，請托者甚至有所抱怨。如前揭文肇祉《致錢榖》，因錢榖遲遲沒有動筆，文肇祉有些不悅：“所煩扇如何遲滯不說起？……就是老兄出名，且來商量停當如何？”彭年在給錢榖的信中，也提到對方前曾許以絹畫二幅與後山換茶，望立即著手，不可使朋友折本。如果不欲換，則作罷。而作者則往往會因為拖延時間而表示歉疚，尤其是得到對方的贈禮之後。如彭年《與修和》云：“尊扇知兄自用，故爾遲遲。亦不敢草略故也。乃辱仙桃為餉，實幾杖之賜也。領次感愧，一二日間定書納。”陸師道收到錢榖惠贈的蟹之後，甚懷愧意，因對方所托《椿齡卷》尚未完成。在這封信中，他表示稍暇當並書五軸課上。 

　　高居翰在《畫家生涯》中，極不恰當地將文人之間的互相請托視為藝術家與代理人的關係。１從這些文人信札的內容看，如果有所請托便稱為“代理人”的話，那麼吳門大多數書畫家都既是藝術家，同時又是代理人。其實吳門文人間的相互請托多有互惠的特點，我們常常發現，這一封信中是甲有求於乙，另一封信則是乙求甲作畫。彭年在寫給錢榖的信中，幫助張獻翼求作《白岳圖》一葉，以贈何姓巡江御史。在信末，他也提道：“尊卷一二日間題上。”可見錢榖亦有求於彭年。

（明）璩之璞與人書

　　第三種情形則多少與交易有關，即使不是以現銀作為交換，也應該是等值的貴重物品。如無錫收藏家華雲與吳門書畫家文徵明、唐寅、王寵等關係甚契，這些書畫家也為他創作了大量作品。華雲家貲雄厚，在書畫求索的同時，出手應該相當大方。如文徵明在給他的一封信中表示收到“厚贈”，才動手完成了對方委託書寫的匾額，而整封信中文徵明花費大量的筆墨來談論自己的病痛，以示非故意拖延：“徵明近苦風濕，臂膝拘攣，極妨動履，痰咳交作，日夕憒憒，百事不舉，衰老氣味日益日增。如何如何。”有時，不斷送禮亦是一種有效的催促方式。如文徵明《與懷東給諫》云：“數拜多儀之辱，情意稠疊，令人不敢當。領次惶悚，所委因日來忙並逋緩，旦夕稍閒即課上也。” 

　　文徵明在寫給心秋文學的信中，附寄畫冊一幅，橫捲雜書二幅，大書一幅，大小單條四幅，文徵明似有不解地問：“付來佳楮索拙筆者，一何多耶？”這麼多作品，不大可能出於贈送，但文徵明沒有明確提到潤筆，只是說拜領雅貺。而在另一封信中，文徵明受一位胡令君遠托，書寫《練莊碑文》，對方為此贈與了豐厚的潤筆與禮物（濡潤盛儀）。在他的兒子文彭、文嘉那裡，提到潤資的情形則更為常見。如文彭在給李承烈的信中，直接告知對方：“畫價一兩五錢，字價一兩□□。”文嘉《與鶴湖札》也提到“書儀之惠”。在寫給項元汴的信中，文嘉告知已收到寄來的果餅及潤筆五錢，作為回報，“四扇如命寫去”。根據一些信札資料，文嘉很可能是乃父書畫酬應的重要中介人。如袁曾有書與之，告知同年陳士仁行期甚促，所求文徵明的作品還未干當，望其代為懇言。在嘉靖甲辰（1544）七月十三日寫給采葑教授的信中，文嘉告知對方，因父親手背瘍發，未能近筆硯，所有委託的書畫，只能延至下個月初才能從事。

（明）謝時臣與人書

　　印章 

　　明代中葉，蘇州文人篆刻蔚為風尚，文徵明、陳淳、文彭、文嘉、許初、王榖祥、劉稚孫等皆善篆者流。張鳳翼《題程彥明印譜》云：“予少負此癖，與文國博壽承、許太僕元復、王考功祿之三先生談之，未嘗不移晷也。”１可知文彭、許初、王榖祥諸人篆刻在當地的影響。在文人手札中，有一些內容與印章有關，對於我們瞭解其時的印壇亦有幫助。如關於文彭是否能夠自刻印章，目前被使用最多的是周亮工《印人傳》的記載，據說文彭起初喜篆牙章，命金陵人李文甫鐫之，後在南京得四筐燈光凍石，才開始自篆自鐫。２不過文彭《致胡汝嘉札》提到為對方治印事：“瓢印大不愜意，須用重作，前日已略為改正，尚未停當，出月初當為公料理，不誤。”按，若僅僅是“篆印”則似不必過長時間來料理，此處重作云云，很可能是重刻。這為我們瞭解文彭是否自己刻印提供了更為直接的證據。是札又云：“當時陳白陽有‘翠雨堂圖書記’，甚好，惜不曾鉤得，憶在書冊上有之，但倉卒不易檢耳。”則又是陳淳刻印之明證。又如在寫給王榖祥信中，王寵曾問及托文嘉所篆“北海之裔”一印，不知斟酌得否３，則清人徐貞木以為王寵善篆刻，必非實情。 

　　關於印材，在信札中也經常提到。牙印在明中葉相當流行，都穆在寫給時川親家的信中，望對方惠以牙圖書璞。周天球則幫助存叔尋找刻牙印的工匠，不過雖早已托付此人，但因其多住昆山，未能及時嚴促。在同時期的方用彬親友手札中，銅、牙、玉都是極其流行的印材，如黃學曾在信中乞方氏刻印：“不佞尚乏數圖書各色，具別幅，煩公暇中一成之。或用牙，或用銅，俱隨便。然銅宜用高長，勿以鈕為之更妙。”篆刻家汪徽在一封信中談到自己能治玉印：“敢留玉印一方，作足下表德，為足下佩之。……弟不為人篆玉章已十數年所矣。今復技癢於知己之前耳。竹杖奉上。外玉印一完璧。”但石質印材在明中後期也已經進入使用，佘祈在寫給方用彬的信中，談到方托他購買青田石，他認為青田隨有所得，不過篆刻常材，必非方氏所需，故讓方氏詳示他要的是何等質色。

（明）王稚登與韋翁姑父

　　時人對於漢印的欣賞，亦無疑義。如文嘉《致胡汝嘉札》提到給對方寄上《漢印編》一冊；張鳳翼在寫給蘋野的信中，特地邀請對方“攜漢玉印過小園，當焚香煮茗賞之”。吳門篆刻家的白文印章多仿漢制。如璩之璞在寫給雨庵的信末，鈐“抱璞居士”“豫章璩生”白文印二。璩之璞寓居上海，篆刻素負重名，如朱簡《印經》在討論三橋派時，將之視為重要的成員：“乃若璩元璵、陳居一、李長蘅、徐仲和、歸文休暨三吳諸名士所習，三橋派也。”但對於他的印章風格，研究者素無直接的研究資料。這兩方印章，都是典型的漢晉印章風格，不僅讓我們對璩氏印風有所瞭解，也能夠作為旁證來糾正三橋派“未脫宋元之習”的印史評價。 

　　此外，一些明人信札中涉及當時印人，信箋上也時常鈐蓋印章，如果能夠系統搜集，可為明代篆刻史研究積聚許多第一手材料。僅就方用彬親友731通手札而言，就提到徽州若干印人，如方用彬、吳良止、方從吾、汪徽、胡鑰、潘緯等，這批信札有一部分鈐有名章和閒章，大多出徽人之手，合計約有100枚，彙集起來便是一冊明代徽州印譜，可窺其時印章旨趣之一斑。

（明）文徵明與湯珍

　　古代書畫的收藏與買賣 

　　對於書畫家而言，若有機會觀看古代書畫法帖，不啻是創作活動的重要源泉。文徵明聽兒輩說起袁褧新購趙孟《桃花賦》甚是精妙，立即寫信表示欲得一觀。彭年曾函請項元汴過宅，與文嘉共賞所得《寶晉齋帖》。吳門收藏大家韓世能藏有趙令穰的《三生圖》卷，有蘇軾、趙孟手題，他寫信約請一位收藏類似作品的藏家親臨觀摩。此前，這位藏家曾將自己的收藏讓韓過目，韓認為“果妙品”。借觀書畫也很普遍，文嘉曾向袁褒借新裱《黃庭》。文彭則曾向陳謙（訥庵）借觀所藏張旭《前聞帖》，並承諾倘有所得，當仿其意作草書《千字文》一卷相贈。 

　　書畫買賣在信札中也有蹤跡可循。如謝時臣在和一位庚石先生討論沈周畫價時，認為這件大障“入目爛然，其筆法俱學董源與僧巨然，景奇意古”，但可惜題款為俗人刊去，因為破損，謝時臣認為價格當在五兩以下，他告誡對方，“如更要多，不必成此”。又如項元汴得知南山長老藏趙孟手跡，遂作書乞竹園上人為作一柬，促此僧持來一看，並聲明當出高價。如果僧人不願前來，則他本人馬上持銀去買。在另一封寫給友人的信中，他又聽說李某某藏趙令穰《溪亭圖》，不知是否已經出手，若仍未變賣，請他勿輕示人，他旋即前往售之。王稚登則在給姑父韋翁的信中，指點他在四扇櫥內取沈周《牡丹墨雉》，半偈庵內取錢選《秋禽圖》，書櫥內取宣銅爐，底下有宣德年制者，交付來人。從這些交易活動中，我們既看到精明收藏家的靈敏嗅覺，也看到文人逐利之一端。 

　　書畫收藏必須要有專門的鑒定眼光，收藏家有時需要有豐富經驗的書畫家的襄助，如萬曆己卯（1579）正月十九日，文嘉為項元汴鑒定趙孟畫作，以為神品精妙，不必更疑。文氏兄弟不僅為項元汴等人鑒定書畫，他們本人也是當日重要的書畫收藏者與經營商。如文彭在京收得朱之垝牡丹四幅，精而價廉，又收吳興沈士偁臨董源《春蛟起蟄圖》，筆力雖弱，卻能想見北苑規模。在寫給錢榖的信中，他表示歸時當共賞鑒。信中他還提到前日有一些畫作寄歸，想必錢已見到，但未得評語，不識以為何如？在這封信中，他還談到贖畫一事遇到麻煩，令人氣憤。關於文氏兄弟的古書畫交易活動，在一般傳記和文集中很難見到，但信札中卻能覓得幾分消息。

（明）王稚登與松巖

　　代筆人 

　　文徵明的畫作有代筆人，為我們所熟知。如在寫給朱朗的信中，文說：“今雨無事，請過我了一清債。”從了一清債可以推測他幫助文徵明完成了所接受的一些委託畫作。朱朗本人的山水也酷似文徵明，並常常“托名以傳”。１錢榖也是文徵明的代筆人之一。黃姬水在寫給錢榖的信中，請他為作《喬松大石圖》，並請文徵明親筆題款。２在另一封信中，他提及有一位友人即日啟行，望錢榖立即為作扇頭佳制，以作贈別之禮，這件作品同樣要求款書“衡翁”，且最好能夠著色。 

　　事實上，文徵明的詩文亦多代筆，湯珍是主要的代筆人。如南京許堂之父去世，托文徵明作輓詩，但文迄未著筆，待到其家到文府催取，他才急忙寫信給湯珍，欲煩代作一首，且要求他千萬勿拒。在另一封給湯珍的信中，文提及：“向煩撰受聘回書，已蒙慨諾，今其人在此坐取。專人奉告，望撥忙干當。”並說如果今日能夠動手，則出至幸。詩文代筆非文徵明一例。胡纘宗在給友人的信中，提及好友彭汝實以乃親墓誌相托，且促之甚嚴，自己未能動筆，敢求對方大筆，“為我揮之”。 

　　在寫給吳子孝的一封信中，王世貞提到自己於吳中前輩諸名公共得七十像，像各有贊，即我們所熟知的《吳中往哲像贊》。信中他以吳子孝父吳一鵬（即“先文端公”）贊稿並像奉納，同時請吳命郡中善小楷者為之抄寫全部像贊，書成之後，再蓋上王世貞的印章。這封信王世貞特地以小楷書就，並在簽名處鈐蓋了印章。王世貞的這封信無疑是為了給代筆人作一示範。但類似的作品，使得我們的書畫鑒定面對更為複雜的局面。

（明）祝允明與琴泉

　　介紹人 

　　向有勢力者介紹自己的親友與門生，希望得其關照，是明人信札常見的內容。這其中相當一部分與科舉有關。如陳沂嘉靖丙申（1536）八月七日在寫給太僕相公的信中，介紹捨親石岳，此人“雅飭之士，今來卒業南雍，欲謁長者而求通於僕，敢以瀆聞司成先生。倘蒙推薦一言賜與進尤出望外”。嘉靖辛卯（1531），王寵寫信給南京顧璘，介紹他的門生楊伊志：“楊子任補南曹，朝夕得侍門下，甚喜。子任青年美奕，正閉戶讀書時也。幸與進門牆，僕與受賜焉。敢以此子累執事，千萬見諒。”王寵本人到南監讀書時，長兄王守也曾寫信給供職南都的王庭，請其多加關照：“舍弟夏中到監，凡百幸賜教益。” 

　　明人的介紹信，另一主要內容是向對方介紹刻工、書畫家和印人、墨工等各式匠師。如唐寅《與敬亭施大人》云：“子載善刻碑文、牌匾，並善書，並此奉啟。”文彭則向好友彭年介紹朱朗，“藝追閻、李，誠近世之所罕者。”王稚登《與松巖》云：“內弟陸竹塢，為人清醇恭謹，以丹青餬口，南遊無一知己。乞賜游揚，廣其聲價。吾丈素好為德，想能推及不肖屋烏，至懇至懇。”鄒迪光介紹以技藝餬口者最夥，如《與孫戶部》云：“有友朱念修者能讀先秦兩漢六朝書，為古文詞詩歌咄咄逼人，而詩更玄詣。至書法繪事又其緒餘，乃雲間才人也。今來白下，願一見顏色，特引之左右。”他寫信給馮元敏介紹畫畫的戴冠卿，“所為丹青，山水仿趙大年，其人物仿李龍眠，起禽獸花木出自胸臆，而下筆如生，不落近人窠臼。”希望對方加意遇之。此外，又向袁金華、陳眉公、張衢州、史金吾介紹印人洪生，向張憲副、趙凡夫介紹印人鮑生，向王太古介紹墨工方玄卿，向王稚登介紹墨工游鹿野，向趙宧光介紹刻書人邵古華，不一而足。這些信札雖未見傳世，但都收錄在他的各種文集之中，為我們研究此一時期的文藝活動的中介人提供了許多重要的資料。 

　　在明人的介紹信中，還有非常獨特的一個群體—術士。如陳淳寫信給韜叔，介紹高郵星士張一峰，說此人相人甚妙，非他術士可比。望對方抓住機會，“細扣之，不可失”。文彭也曾向人推薦：“術士方對山求見，幸惟與進。”王寵因善病，篤信占算，在寫給文徵明的信中，他曾提到“僕此疾占算者皆雲立秋可望愈。今秋風洒然，真覺沈痾漸去，兩日山居甚樂也”。他向顧璘引薦一位何星士，認為他的卜算“頗有驗”，又將這位星士介紹給門生王榖祥。

（明）王寵與石岳

　　休閒生活 

　　此外，文人的休閒生活，在信札中也有一些反映。如聽琴，祝允明《與琴泉》云：“昨聆高調，傾聽之極，偶石老在小齋，欲飫清音，幸即移趾。”祝允明因心折於琴泉的技藝，在友人過訪時，亦邀請琴人現場表演。聯繫到吳門畫家為琴師所作畫卷與各種題贊，２可知與晚明的觀劇不同，明中葉吳門文人更熱衷於器樂。 

　　對於花的細膩觀察與玩味，也是吳門文人的一大特點。這種精細的感受，是他們雅致生活的一個面相。如祝允明得到友人王侍御所送“紅白梅”二枝，對此先春之景，歡喜踴躍，特地向表弟子行借花瓶以貯之。１蔡羽在寫給王守兄弟的信中，專門報告牡丹花今歲特盛，根頭出四小條，枝葉俱肥云云。２在給石岳的一封信中，王寵邀請對方在風雨岑寂之時，偕泉僧過山堂閒坐賞芙蓉花。３黃姬水也曾邀請惠泉上人師徒共賞盛開的盆荷。

（明）文彭與胡汝嘉

　　與聽琴、賞花相比，文人玩金魚則是有些奇特的旨趣。文彭在給胡汝嘉的信中，說自己在庭中設一小盆，欲得金魚數頭，聽說胡的父親有之，希望能轉乞數頭相惠。在這封信中，他還自稱近日棋著已能通神，望對方過來一試。在寫給朱朗的信中，文彭特別寄去金魚四枚，白尾二，黑眼二，“皆是佳種”。莫如忠與文彭有同好，在寫給吳江老先生信中，他說自己近有蓄魚之興，向為對方乞20尾，“他日濠梁觀，當期惠子共之”。可見文人玩魚，意在咫尺池塘而有濠濮間想。而陸應陽《與方庵札》，則提出要贈與對方小蟲一對，似乎更是玩物中之細者。 

　　一個時期、一個區域的信札，所反映的內容必有其特殊的關切，而不太可能在另外的時代、另外的地區有完全一致的訴求與表達方式。本文透過所見明代吳門的文人信札，對其中的相關內容進行簡要的分類與討論，指出其中的一些材料可以補證藝術家的社會活動，尤其是一些相當私密的函札，提供給我們認識更為真實、生動的藝術家的機緣。根據這些材料，本文更為集中地討論了明代吳門文人生活的各個面向，從書畫應酬、碑帖刊刻、古畫購藏，到借書抄書、文房裝潢、休閒生活，無論是資料的數量還是稀見程度，都有可能為我們的藝術史研究開出新境。遺憾的是，本文所引信札的收信人有一部分可以考證確鑿，但也有一部分在明人文集及地方志中已無蹤跡可循。倘若將來能夠確定大多數往還書札的寫信人、收信人的身份，以及書信的時間範圍，這些材料在研究中將會發揮更大的作用。 

　　作者為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教授